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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武夷山

时间:2014-04-29 20:40:23  来源:  作者:

    中文名称: 武夷山

    英文名称: Mount Wuyi

    武夷山于1999年根据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N(III)(IV)、C(III)(VI)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武夷山脉是中国东南部最负盛名的生物保护区,也是许多古代孑遗植物的避难所,其中许多生物为中国所特有。九曲溪两岸峡谷秀美,寺院庙宇众多,但其中也有不少早已成为废墟。该地区为唐宋理学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环境。自11世纪以来,理教对中国东部地区的文化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公元1世纪时,汉朝统治者在城村附近建立了一处较大的行政首府,厚重坚实的围墙环绕四周,极具考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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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夷山位于中国东南部福建省西北的崇安县境内,总面积达99975公顷。武夷山的自然风光独树一帜,尤其以“丹霞地貌”著称于世。九曲溪沿岸的奇峰和峭壁,映衬着清澈的河水,构成一幅奇妙秀美的杰出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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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夷山保存着大量完整无损、多种多样的林带,是中国亚热带森林和南中国雨林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它保存着大量古老和珍稀的植物物种,其中很多是中国独有的;这里还生存着大量爬行类、两栖类和昆虫类动物。\
    武夷山是一处被保存了12个多世纪的景观。它拥有一系列优秀的考古遗址和遗迹,包括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汉城遗址、大量的寺庙和与公元11世纪产生的朱子理学相关的书院遗址。这里也是中国古代朱子理学的摇篮。作为一种学说,朱子理学曾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达很多世纪,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

武夷山历史

    武夷山的“古闽越”、“闽越族”文化遗存是业已消逝的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

  武夷山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劳动生息,逐步形成了国内外绝无仅有的偏居中国一隅的“古闽越”文化和其后的“闽越族”文化。其主要文化特征是武夷“船棺”、城村西汉闽王城遗址,它们同出于武夷山古老神秘的部落,告示着一种已逝去的文明。

  在武夷山绝壁岩洞中18处架壑船棺、虹桥板是古闽族先民丧葬遗存,距今3300多年,棺中的棉布残片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棉纺实物。武夷架壑船棺是现今国内外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悬棺,因而武夷山被考古学家认定是悬棺葬俗的发祥地,其实物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和已消逝的古闽越文化极为珍贵的资料。占地48万平方米的汉城遗址是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闽越国王城遗址,是中国长江以南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汉代古城址,在创建选址、建筑手法和风格上独具一格,是中国古代南方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现已发掘出土40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花纹空心砖、铁矛头、铁王齿耙、铁三股鱼叉、回形管道、宫内浴池等均是全国同类文物之最,遗址内一口至今保存完好水源优质的“江南第一井”,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研究价值。

  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是世界研究朱子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

  朱熹(1130——1200)是继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集孔子之后的学术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国际上也称为后孔子主义,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成中国宋代至清代以来(13世纪至20世纪)700多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代表着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民族精神,是东方思想史、教育史、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继孔子之后的重要发展阶段。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漂洋过海,远及东亚、东南亚及欧美诸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至今仍吸引着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致力于朱子理学思想的研究。武夷山与朱子理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朱熹从14岁到武夷山,直到71岁去逝,在武夷山少年从学、著书立说、办学授徒,生活达50余年。朱子理学在这里孕育、形成、传播、发展。朱熹在武夷山创办紫阳书院、考亭书院等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书院,许多门人弟子及其后人成为著名理学家,并一代传一代,形成有影响的学派,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此外,顾野王、李商隐、范仲淹、辛弃疾、陆游、熊禾……在武夷山的活动,留下了堪称中国书法艺术宝库的历代摩崖石刻450多处,古诗词1400多首,为武夷山留下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相结合,与历史记载和中国现状相对照,对研究朱子理学和儒学思想的兴衰演变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史,其价值是非常之珍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武夷山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影响广泛。早在八世纪中叶,即在武夷山创建道教天宝殿。并被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中的“升真元化第十六洞天”。同时,佛教也开始传入武夷山。十一世纪以后,武夷山道教和佛教保持了相当长的繁荣时期。武夷山的冲佑观发展为全国九大名观之一。桃源观建于五代.后晋,与冲佑观相互媲美。佛教胜地天心永乐禅寺集一方胜概,使武夷山跻身于佛教“华胄八小名山”。宗教活动的传入、发展、鼎盛或衰萎,在武夷山留下遍布全山的寺庙、宫观遗址就有60多处。

  武夷岩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唐代已有武夷茶的记载。宋代,武夷茶已成为皇室贡品。元代开始,朝廷在武夷山创办御茶园,督制贡茶。十七世纪,武夷岩茶开始远销欧美,受到上层社会的宠爱。1762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氏在《植物种类》中,就把“武夷种”(VAR BOHEA)作为中国茶叶的代表,一直沿用至今。一千多年的茶事活动,不仅在武夷山留下御茶园遗址、遇林亭窑址和随处可见的古茶园、古茶厂遗迹,并创立了独特的制茶、饮茶、茶艺表演,成为武夷山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

  武夷山是中国道教名山,晋、唐、宋朝都有名道在武夷山修炼,唐末被列为道教第16洞天——升真元化洞天,南宋名道白玉蟾曾在武夷山止止庵住持,名相李纲也曾经到武夷山访道,武夷山的冲佑观在宋朝是全国九大名观之一。现今还有保留较为完整的道观——桃源洞道观。

  武夷山佛教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其时大多数寺庙都巧借岩壁裂隙依山构建,独具特色。历代均有高僧造访、住持于武夷山寺庙,现仍有天心永乐禅寺、妙莲寺、瑞岩寺等成为武夷山宗教旅游胜地。

  武夷山不仅是道教名山,而且还是理学名山。

  武夷山风对峰上有一处引人注目的摩崖石刻:“道南理窟”(易斋马负书题)。这四个擘窠大研究院每字两米见方,苍郁古雅,内涵深,既有艺术价值,又概括武夷山系“理学渊薮”的历史标志。

  关于武夷山历史的民间传说

  在很早先以前,武夷山原是一片汪洋,花草皆无,烟霞尽绝,当地的武族和夷族人的日子过得十分凄惨,两族人的疾苦被天宫的一位神仙知道后,他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帮助武夷人开建武夷山。这仙人吹了口仙气,施展仙术将江西九龙山的八条龙和许多山峰都幻化成青蛙驱赶到武夷山填海,转瞬间,武夷山就变得峭壁掩映,秀峰嵯峨。真可谓是,奇花瑶草馨香,红杏碧桃艳丽,一派人间仙境。山清水秀给武夷两族人带来了一片生机,他们感谢仙人的恩德,把他称作“武夷君”,供奉为“移山大仙”,年年祭祀,岁岁朝拜。可是常言道,“福兮祸之所倚”,人们正沉浸在幸福之中时,一场灾难降临了。

  一次王母娘娘召开蟠桃宴会,各路神仙都前往瑶池赴宴。席间,几位神仙讲起武夷君如何受武夷百姓崇奉,近旁一大耳仙妒忌道:“武夷君能移山,我能倒海,只要略施小术,管叫武夷山再度沦为汪洋。”武夷君一闻此言,打了个寒噤,暗叫祸事来了!他立即驾祥云飞奔武夷山,变成一个云游和尚一边挨家化斋要饭,一边警告武夷两族人:“大难要临头,快凿木船,架壑逃生吧”。族人将信将疑,但还是立即用古柏、楠木雕凿成船。

  果然,三天三夜之后,忽见黑雾翻卷,愁云滚滚,一时间电闪雷鸣,雨漫乾坤。天上银河泻下,村前白浪滔天,真的是桑田变成了沧海,陆岸陷入了波涛,刹那间武夷山又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两族人纷纷驾起船只争相逃命,求救声直冲宵汉,惊动了南海观音菩萨,她拨开云雾一看,便手托净瓶赶去相助。只见观音将柳枝往下一点,喝声“退!”那河水全被吸进净瓶中去了,两族人得救了。武夷两族人从此便在武夷山长住下来,在群峰之间,用破旧了的木船架作桥梁,相互往来,后来,两族联姻,便合成武夷人了。

  为铭记凿船救命之恩,按祖上风俗,武夷人家家都要凿船架壑,连死后的棺木也要做成船形,安葬在洪水淹不到的岩壁洞穴中。那些架壑船和船棺千年不朽,至今还留在九曲溪滨的峰岩壁洞上,游人乘筏游九曲时便可看到。 

    武夷山地理环境与地质地貌
  
  
        武夷山地理环境

  武夷山市位于福建省北部,全境东西宽70公里,南北长72.5公里。位于东经117°37'22~118°19'44、北纬27°27'31~28°04'49。东连浦城县,南接建阳市,西临光泽县,北与江西省铅山县毗邻。总面积2798平方公里。

  武夷山市属中亚热带地区。境内东、西、北部群山环抱,峰峦叠嶂,中南部较平坦,为山地丘陵区。市区海拔210米。地貌层次分明,呈梯状分布。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处黄岗山海拔2158米,在我国大陆称为“华东屋脊”,最低处兴田镇,海拔165米(河床标高海拔160米)。最高与最低点高差1993米,地势高低相差之大,为全省之最。闻名中外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及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主要部分位于境内,使武夷山市自然条件具备诸多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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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夷山地质地貌概况

  武夷山地区主要分布了前震旦系和震旦系的变质岩系,中生代的火山岩、花岗岩和碎屑岩,这说明本区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

  在中生代晚期,本区发生了强烈的火山喷发活动,继之为大规模的花岗岩侵入,已发现本区有丰富的火山机构,为典型的亚洲东部环太平洋带的构造特征。其后,武夷山地区发育了一套河湖相沉积,产有丰富的动、植物化石,成为研究我国东部侏罗~白垩系地层及时代划分的典型剖面。白垩纪晚期的红色砂砾岩是形成丹霞地貌的主体。

  中生代的地壳运动奠定了武夷山地貌的基本骨架。第四纪以来,武夷山西部的黄岗山大幅度上升了1000M。,而东部崇安~武夷宫盆地上升幅度缓慢,使武夷山地区在30km的范围内,高度相差1950m,平均坡降 6.5%.发育了从中山到丘陵盆地的系列地貌类型和从西到东的 2100m~2200。、1800rn~1900m、1100m~1200m、700m~800m、500m~550m和400m左右等六级夷平面。受地质构造的严格控制,西部发育了长达几十公里岩壁陡峭的深大断裂谷和断块山脊,如黄岗山~大竹岚的断层深谷川W和FW向断裂谷与NNE、NW断裂构成了典型的格子状构造地貌。东部地区因受NNEJW和EW断裂构造的控制,发育了曲折多弯的溪流和柱状、锥状、悬崖等丹霞地貌,形成山水相融的九曲溪风光。EW和SN向断裂构造产生了风景似画的章堂涧、倒水坑至牛栏坑、九龙窠和流香润的“王”字型断裂谷系。告性对武夷山地貌发育也很明显,西部海拔 1500m以上的山峰,基本上由坚硬的凝灰熔岩和流纹岩等构成,东部红色砂页岩地区则往往发育有较宽的谷地和盆地。所以武夷山丰富的地貌类型是地质构造、流水侵蚀、风化剥蚀、重力崩塌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是我国同类地貌中山体最秀、类型最多、景观最集中、山十结合最好、视域景观最佳,可入性最强的自然景观区,为此,在中国名山中享有特殊地位。

     武夷山自然遗产
  

  武夷山是代表生物演化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武夷山具有独特、稀有、绝妙的自然景观,属罕见的自然美地带,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代表。

  森林生态系统

  武夷山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发育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随海拔递增,依次分布着常绿阔叶林带(350-1400m,山地红壤)、针叶阔叶过渡带(500-1700m,山地黄红壤)、温性针叶林带(1100-1970m,山地黄壤)、中山草甸(1700-2158m山地黄红壤)、中山苔藓矮曲林带(1700-1970m,山地黄壤)、中山草甸(1700-2158m,山地草甸土)五个植被带,分布着南方铁杉、小叶黄杨、武夷玉山竹等珍稀植物群落,几乎囊括了中国亚热带所有的亚热带原生性常绿阔叶林和岩生性植被群落。

  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

  武夷山已知植物3728种。种子植物类数量在中亚热带地区位居前列,有中国特有属27属31种,许多如银杏等为单种属孑遗植物3728种。种子植物种类数量在中亚热带地区位居前列,有中国特有属27属31种,许多如银杏等为单种属孑遗植物;有28种珍稀濒危种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如鹅掌楸、银钟树、南方铁杉、观光木、紫茎等。武夷山兰科植物尤其丰富,已知有32属78种,宽距兰,多花宽距兰为中国新记录种,盂兰为福建省公布新记录。而蕨类就有14个,如武夷山铁角蕨、武夷蹄盖蕨、武夷耳蕨、武夷假瘤足、武夷粉背蕨、武夷凸轴蕨等以"武夷"作为种加词的就达6种之多。武夷山的古树名木具有古、大、珍、多的特点,如武夷宫880年树龄的古桂、坑上980年树龄的南方红豆杉等,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存价值。

  野生动物资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7年将武夷山列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的成员。武夷山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区内峰峦叠障,高差悬殊,绝对高差达1700米,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地理演变过程中许多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物种资源极其丰富。

  珍稀特有野生动物的基因库:武夷山已知的动物种类有5110种,其中:哺乳纲71种,鸟纲256种,鱼纲40种,两栖纲35种,爬行纲73咱,昆虫已定名4635种(其中有700余个新种,20种中国新记录)。在动物种类中尤以两栖、爬行类和昆类分布众多而著名于世,中外生物学家把武夷山称为"研究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鸟类天堂"、"蛇的王国"、"昆虫世界"。目前,已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动物有46种,黑麂、金铁豺、黄腹角雉等11种列入一级保护。属中日、中澳候鸟保护协定保护的种类有97种。中国特有野生动物49种,崇安髭蟾(角怪)、崇安地蜥、崇安斜鳞蛇、挂墩鸦雀更为武夷山所特有。

  世界著名的模式标本产地

  武夷山丰富的种质资源早已成为中外科学家和研究机构所关注,十九世纪,英、法、美、奥地利等国学者就进入武夷山采集标本。武夷山现已发现或采集的野生动植树物模式标本近1000种,其中:植物模式产地57种;野生动物新种中的昆虫模式标本779种,脊椎动物模式标本产地种达56种。至今,仍有大量模式标本保存在伦敦、纽约、柏林、夏威夷等地的著名博物馆内。另外,武夷山负氧离子资源极其丰富,其综合指数是全国最优秀地区之一。 

  九曲溪自然风光

  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森林茂密的西部,水量充沛,水质清澈,全长62.8公里,流经中部的生态保护区,蜿蜒于东部丹霞地貌,分布峦岩壑间和深刻的断裂方向控制下,形成深切河曲,在峰峦岩壑间萦回环绕,9.5公里的河曲,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曲率达1.9公里。九曲溪两岸是典型的单斜丹霞地貌,分布着36奇峰、99岩,所有峰岩顶斜、身陡、麓缓,昂首向东,如万马奔腾,气势雄伟,千姿百态。优越的气候和生境,又为群峰披上一层绿装,山麓峰巅、岩隙壑嶂都生长着翠绿的植被,造就了“石头上长树”的奇景,构成了罕风的自然山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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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遗存星罗棋布,如璀璨的宝石,镶嵌于武夷山的溪畔山涧、峰麓山巅、岩穴崖壁,将古人的智慧、先哲的思想、人民的劳动融于自然山水之间,为武夷山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给人以浑然天成的和谐美感。这在我国的诸多景观中是极为罕见的。1982年,武夷山作为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以福建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名义,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2007年5月8日,南平市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武夷山的溪畔山涧、峰麓山巅、岩穴崖壁,将人的思想、情感、智慧与自然山水紧密相融,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给人以浑然天成的和谐美。

武夷山文化遗产

 
        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看,武夷山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不仅能为已消逝的古文明和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见证,而且与理学思想文明有着直接的、实质性的联系,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第3、5标准。大自然赐予了武夷山独特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历代高人雅士、文臣武将在山中或游览、或隐居、或著述、或授徒,前赴后继,你来我往。自然山水陶冶了人们的性情,启迪了人们的智慧,人类的活动传播,发展了武夷山,为自然山水增辉添彩。先民的智慧,文士的驻足在九曲溪两岸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有高悬崖壁数千年不朽的架壑船棺18处;有朱熹、游酢、熊禾、蔡元定等鸿儒大雅的书院遗址35处;有堪称为中国古书法艺术宝库的历代摩崖石刻450多方,其中有古代官府和乡民保护武夷山水和动植物的禁令13方;有僧道的宫观寺庙及遗址60余处。

  古闽族文化

  架壑船棺,距今3750余年,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悬棺遗址中年代最早;

  武夷山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劳动生息,逐步形成了国内外绝无仅有的偏居中国一隅的"古闽族"文化和其后的"闽越族"文化,绵延2000多年之久,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反映这一时期文化特征的主要有"架壑船棺"、"虹桥板"以及占地48万m2的汉代闽越王城遗址。

  在武夷山东部绝壁岩洞中的架壑船棺、虹桥板是古先民丧葬遗存,距今3000多年。棺中的棉布残片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棉纺织品实物。武夷架壑船棺是现今国内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悬棺。因而,武夷山被考古学家认为是悬棺葬俗的发祥地,其实物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和已消逝的古闽族文化的极为珍贵资料。

  古汉城遗址

  占地48万m2的汉城遗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研究价值。它是中国长江以南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汉代古城址,在创建选址、建筑手法和风格上独具一格,是中国古代南方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已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如日用陶器、陶制建筑材料、文字瓦当、铁器青铜器等,分别代表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体现了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为研究汉代闽越族盛衰及江南经济文化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朱子理学文化

  朱熹(1130-1200)是继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

  他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筑了中国宋代至清代(13世纪至20世纪)700余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代表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民族精神,影响远及东亚和欧美诸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至今,国外还保留着日本朱子学、朝鲜朱子学(退溪学)等,吸引着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致力于理学思想的研究。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荷兰国立莱顿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哥伦比亚、哈佛、夏威夷等地大学都开设有攻读朱子学博士学位的研究院。1982年以一来,在夏威夷、厦门、武夷山、台北召开了4次国际朱子理这研讨会,探讨理学文化与儒学思想的渊源关系和发展历程以及朱熹理学的现实影响。

  武夷山与朱子理学有首不可分割的联系。朱子理学在武夷山孕育、形成、发展。朱熹从14岁到武夷山,直到71岁去逝,在武夷山从学、著述、授徒、生活50余年。朱子理学在这里萌芽、成熟、传播。朱熹在武夷山创办的武夷精舍等书院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书院,直接在武夷山受业于朱熹的学者达200多人,许多成为著名理学家,形成有影响的理学学派。在朱熹的影响下,历代理学家纷纷以传道为已任,在武夷山溪畔峰麓择基筑室,著述授徒,仅宋元间在武夷山创立书院的著名学者就有43位,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教授赞誉:“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朱熹及其门人、后人在武夷山的活动,为武夷山留下极其珍贵的文化文化遗存,如书院遗址武夷精舍、有朱熹等理学家富有哲理的题刻,“逝者发斯”、“修身为本”、“智动仁静”等、有现存朱熹撰并书字数最多的“武夷神道碑”、还有朱熹创办的社仓等等。这些文化遗存,对研究朱子理学和儒学的兴衰演变以及中国哲学理想史都是非常珍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其它

  摩崖石刻,现存426幅,由宋至清,是武夷山古文化和古书法艺术的宝库;

  古崖居遗构; 茶文化; 宗教文化; 馀庆桥。

武夷山重点景观
  

  天游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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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游峰海拔408m,相对高度215m。它是一条由北向南延伸的岩脊,东接仙游岩,西连仙掌峰,削崖耸起,壁立万仞,高耸群峰之上。每当雨后乍晴,晨曦初露之时,白茫茫的烟云,弥山漫谷;风吹云荡,起伏不定,犹如大

  天游峰海的波涛,汹涌澎湃。站在一览台上望云海,变幻莫测,宛如置身于蓬莱仙境,邀游于天宫琼阁,故名"天游"。一览台位于景区中心,是一处绝好的武夷山水观赏台。随着时序流转,在这里可以观赏到日出、云雾、佛光、夕阳、明月等天游五绝,从一览台上赁栏远眺,但见群峰点点。俯瞰九曲溪,可见溪水蜿蜒,竹筏轻荡,武夷山水尽收眼底,令人心胸开阔,陶然忘归。峰上有一涧沿崖壁流下峰底,形成高差约120m的瀑布,称雪花泉。峰上名木古树众多,常绿阔叶林郁郁葱葱。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赞道:"不临溪而能尽九溪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

  峰顶胡麻涧旁的石壁上,有历代�崖石刻近百处。其中最大一幅为"第一山",系道光壬辰冬武显将军岭南徐庆超题写。意思是说天游峰即是"武夷第一胜地",理应号称"第一山"。也有人解释说,武夷山是道教名山,列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天下第一。因此,他所占居的名山,就应该是天下"第一山"。
 

  九曲溪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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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曲溪发源于森林茂密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全长62.8公里。进入风景区的一段河流除受河流自然弯曲的作用之外,还受多组岩层断裂方向控制,形成深切河曲,使9.5公里长的河流,直线距离仅5公里,曲率达1.9。九曲溪水流清澈,水源充沛,水质达国家地面水Ι类标准,九曲溪从西向东,蜿蜒自如,山绕水转,水贯山行,溪水晶莹,可谓曲曲含异趣,湾湾藏佳景。清澈的溪水是武夷山的灵魂,乘上古朴的竹筏荡入山光水色之中,如融入神话般的境界,令人心旷神怡,游人可领略到探奇之美,心境之和,漂流之趣。

  曲折萦回的九曲溪贯穿于丹崖群峰之间,如玉带串珍珠,将36峰、99岩连为一体。山临水而立,水绕山而行,峰岩高低、河床宽窄、曲率大小、水流急缓、视域大小、视角仰俯等都达到绝妙的程度,构成"一溪贯群山,两岩列仙岫"的独特美景,溪光山色中溶注了中国传统的诗情画意和美学意境。登山可览碧水清溪,涉水能看奇峰异石,乘一叶古朴的竹筏顺溪而下,可赏奇拔秀伟、千姿百态、争奇斗妍的形象美;可品泉歌鸟鸣、浪击轻舟、篙点褐石、绿树红花的色彩美;可看流水游鱼、浮云飞鸟、艄公游人的动态美;可睹云绕山嶂、雾锁峰腰、雨罩群峰的朦胧美,身临秀色美景,犹如漫步奇幻百出的山水画廊,聆听丰富有变奏的交响乐章,欣赏韵味独特的瑶池歌舞,品味韵律有致的美丽诗篇,如痴如醉,飘飘欲仙。这是武夷山自然景观的精华,堪称世界一绝。

  游览九曲溪的水上工具是古朴的竹筏。坐筏观山,极目皆图画,丹山、碧水、绿树、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呈现出武夷山大自然五彩缤纷的色彩美。沿途看到奇峰相叠、嵌空而立,那高低相错的山峦,如旌旗招展,那气势磅礴的岩峰,如万马奔腾。展示了大自然中极富韵味的参差美。武夷山以竹筏为游览交通工具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由于它浮力大,吃水浅,轻便灵活,筏工只要用一根竹篙驾驭。它可以平稳地漂过深潭,也可飞快地滑下浅滩;可以灵巧地避开突立中流的礁石,又可急剧地转弯。人坐筏上全方位地沉浸在碧水丹山之中,无噪音、无污染,抬头可见山景,俯首可观水色,侧耳能听溪声,伸手能触清波,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刚柔相济。可以说是竹筏水中流,人在画中游,"看山不用杖而用舟",即使是白发翁妪,仍可尽情漫游,遍览山水之美。
 

  大红袍景观  

  大红袍景区位于武夷山风景区的中心部位,景区著名大峡谷"九龙窠"内。这是一条受东西向断裂构造控制发育的深长谷地,谷地深切,两侧长条状单面山高耸、石骨嶙峋的九座危峰,分南北对峙骈列、独特的节理发育,使峰脊高低起伏,有如九条巨龙欲腾又伏。峡口矗立着一座浑圆的峰岩,象一颗龙珠居于九龙之间,势如九龙戏珠,高远眺望,维妙维俏。谷地中、丹崖峭壁的上下,劲松苍翠,修竹扶陈,绿意葱葱。久负盛名的武夷茶王"大红袍"就根植在峡谷的最深底部。区内还有九龙洞、九龙瀑、九龙潭、海螺叠翠、流香涧、清淙峡、飞来岩、玉柱峰、雄狮戏龟等自然景观和九龙名丛园,古代摩岩石刻等人文景观。

  大红袍景观举世闻名的大红袍生长在九龙窠谷底靠北面的悬崖峭壁上。这里叠着一大一小两方盆景式的古茶园,六株古朴苍郁的茶树,挺拔精神、枝繁叶茂。它已有340余年的历史,其成品的色、香、味均在乌龙茶之首,故有"茶中之王"美誉。椐民间传说:明朝有一秀才赶考途经武夷天心永乐禅寺、忽然重病,考期已近,病尚未愈,心焦如焚。寺中方丈以九龙窠崖上之茶叶为药给秀才服用后,病即痊愈。后秀才高中状元,衣锦返乡。为报救命之恩,把钦赐的红袍披于茶树之上,因此得名。

  九龙涧、瀑、潭。九龙窠两则悬崖峭壁上,常年不断有岩泉滴落,涓涓细流汇成涧流,洞水流到九龙亭前山谷,涧床落差大,形成泉瀑,瀑下深潭称为九龙潭,三者结合构成奇景,蔚为壮观。
 

  宋街

  武夷宫的仿古宋街全长约300米,南北走向,模仿宋代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富有宋代遗韵。街旁有五铢钱庄、茶观、戈壁艺术馆、武夷山市博物馆、碧丹酒家等,其中武夷山市博物馆设有“武夷文化之谜”展厅,藏有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村汉城遗址的文物和模型,还有令人称奇的“架壑船棺”等,极具观赏价值。

  武夷碑林

  武夷碑林位于星村竹筏3号码头附近,到星村乘坐竹筏进行九曲漂流的游客可前往观赏。碑林占地面积1.5公顷,以仿古回廊建筑布局,虚实结合,错落有致。碑林的内容以武夷山水名胜、朱子学说、宗教文化、武夷岩茶等为题材,通过碑刻艺术,光大武夷精神,弘扬八闽文化。其中有迄今全国最大的卧碑,气势宏伟,给游人带来美的享受。碑林内有茶室供游人品茗小坐,还有传统独特的茶艺表演,让游客领略到武夷历史悠久的茶文化渊源。

  桃源洞

  桃源洞又名小桃源,位于九曲溪六曲之北,四围北廊岩、三层峰、苍屏峰环列。由于位置幽深偏僻,一般游人较少前往游览,但实为一处值得观赏的佳境。顺六曲溪北的山径沿松鼠涧婉蜒上行约一华里,突见乱石嶙峋、涧水断流,似已山穷水尽。然定睛细看,巨石下有一洞穴,仅容一人通过。穿过小洞,又见小涧流淌,跨过漳上石桥,史见洞门石刻联曰:“喜无樵子复观奕,怕有渔郎来问津”,相传为一隐士依据仙凡在此对奕,樵子战败仙翁的故事所撰。进入洞门后,眼前豁然开朗,四面群峰环抱,中间谷地阡陌纵横。春令时分,满谷桃花拂春风,独此佳境惊游人,真可谓是“洞天绝境”、“世外桃源”。

  玉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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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女峰在二曲,是武夷山最迷人的山峰。“插花临水一奇峰,玉骨冰肌处女容。”天姿绝色,独立溪畔,

  有人谓之含情顾盼,有人谓之顾影自怜。而凌霄、三髻、虎啸和镜台诸峰,则森然挺立,状若丛笋。重重峰影,倒映水中,宛然如绘。

  三仰峰

  三仰峰在小桃源北面,是武夷山风景区内最高的山峰,海拔717.7米,相对高度在300~400米以上,雄峙天际,巍然壮观。这是一座单面山,岩层上、中、下三层,由东向西倾斜,形成向东仰首的三个岩顶,分别名大仰(上层)、中仰(中层)、小仰(下层),故名三仰峰。在小仰峰半壁有碧霄洞,洞口有阁,古为道士所居,洞旁有炼丹井,洞内刻有“武夷最高处”五字石刻。站在洞前观武夷景色一览无遗。

 

武夷山理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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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南理窟

  二、武夷莲苑香溢四方

  l 从莲花谈到理学----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

  l 从“程门立雪”到“武夷传道”

  l “霜松雪柏”武夷翁的足迹

  l 在马鞍上酝酿道统---理学先辈李纲

  l 理学先驱者李侗的武夷之缘

  三、武夷山---朱子学的摇篮

  l 千秋评说朱子伟业

  l 朱熹留在武夷山的足迹

  l 斑斓陆离的瑰宝------朱子遗迹

  1、朱子巷

  2、兴贤古街

  3、紫阳楼遗址

  4、屏山书院

  5、朱松之墓

  6、仙洲山中的密庵

  7、三贤祠

  8、朱子社仓

  9、刘公神道碑

  10、武夷精舍故址

  11、平林渡

  12、闽赣分水岭

  13、武夷冲佑观

  14、兴贤书院

  15、九曲棹歌

  四、朱熹同道遍及武夷

  l 东南三贤 海内知己

  l 武夷三翁结深情

  l 失意祠官中的理学名家

  l 朱熹门徒在武夷山

  1、隐居读书的詹缁公

  2、极力弘扬理学的徐几

  五、武夷山扬名于元朝重视理学之时

  六、明朝理学增添武夷岚色

  七、清代大力褒扬武夷理学家

  八、武夷理学的甘霖洒遍海内外

 

  一、道南理窟

  武夷山不仅是道教名山,而且还是理学名山。

  武夷山晚对峰上有一处引人注目的摩崖石刻:“道南理窟”(易斋马负书题)。这四个擘窠大字每字两米见方,苍郁古雅,内涵深奥,既有艺术价值,又是概括武夷山系“理学渊薮”的历史徽志。

  “道南理窟”这四个字的真正涵义是什么?让我们打开浩瀚的宋明理学史,来阐释一下它的真谛吧!

  中国历史发展到北宋时期,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从这个时候起,州县学校如雨后春笋,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整个学术思想领域出现了新情况。首先是当时士子对传统经说的怀疑,表明了唐朝钦定的经学笺注已走向没落,新的学术思想正在酝酿替换旧的学术思想;其次是在学术思想领域里大量渗透了佛学和道教思想;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造就了学术空气的格外清新和活跃。以全国范围来说,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医药、生理学、农学等方面的新成就与探索,达到了可喜的水平。北宋以来,武夷山毗邻建阳县所属的书坊、麻沙,印刷业十分兴旺,许多学术著作在此行销全国,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迅速发展。以上三点是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理学是在儒学、道教与佛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统治封建社会后期达700年之久,比诸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时间都要长,由此可以看出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摩崖石刻“道南理窟”的涵义是什么呢?“理窟”意即武夷山乃理学荟萃之宝地。“道南”源于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当时,程颢在家乡河南颖川送别他的得意门徒杨时、游酢学成南归福建时说:“吾道南矣!”意即:“我的理学造诣和成果从此可以向南方传播了!”杨时、游酢后来讲学著述于武夷,终老于斯。他们的理学一派在武夷一带植根繁衍,历南宋、元、明、清数代,经久不衰。历代著名的理学家接踵而来,藏修著述,满载而归,播扬硕果。胡安国、胡宏和“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以及蔡元定、蔡沈、黄干、刘火仑、真德秀、魏了翁等都长期在这里传播理学。特别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达50年之久,他的师友门徒在理学研究上一枝独秀,号称闽学。元朝学者、朱熹门徒熊禾在武夷山的理学阵地上极力弘扬理学,并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推崇备至。他在《考亭书院记》中写道:“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称朱熹为“百世之师……公之文,如日丽天;公之神,如水行地。”(引自《重建朱文公神道门疏》还撰联曰:“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在他和其他理学学者不懈地弘扬和创新之下,理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元仁宗年间,朝廷诏颁武夷山学者胡安国的《春秋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为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从此武夷山在学术上长期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民国《崇安县新志》对此不无自豪地写道;“自此,本邑学术执全国之牛耳而笼罩百代矣!”

  明代,理学在武夷山有长足的发展,王守仁(阳明)先生曾两度到武夷山讲学。他的学术思想师承陆九渊。远溯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武夷山毗邻的江西铅山鹅湖寺进行著名的学术论辩——“鹅湖之会”,为武夷山添了浓厚的学术色彩。明朝王守仁(阳明)对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作了新的发展。这位在古代哲学史上享有盛誉的明代理学巨子曾两度游学武夷。特别是正德十五年(1526年)他奉旨巡抚江西,再至武夷游学。遍览山中奇秀山水后,他赋诗感怀,有“山中又遇武夷君”的佳名,随后他在武夷宫冲佑观传授义理之学。颇有佳名。武夷山中历史上曾有两座为纪念他而构建的王文成公祠。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理学家李材长期在武夷山讲学授徒,留下题为“修身为本”的摩崖石刻。它是水光石的石刻群中刻字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兼具学术性与艺术性的精品。他的讲授理学之所“见罗书院”座落在九曲平旷之所,倍受青睐。明末著名理学家黄道周在武夷山茶洞构筑书室讲学两年。这位从祀孔庙的抗清英烈是位文武全才,他的寓居遗址荟萃了武夷景观的大部分特色,令人留连忘返。清朝,极受康熙皇帝恩宠的文渊阁大学士、大理学家李光地来到武夷,这位大学者编纂过卷帙浩繁的《朱子大全》。他曾到武夷山虔诚拜谒朱子等先贤遗址,他惊叹武夷“跨越四方之名胜……聚一时之人豪,著千秋之大业!”(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七一)

  一些在中国理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儒者,也在畅游武夷山中留下了他们的语录和一、二首诗词,因篇数不多,很难寻踪觅求他们在武夷山探究理学的事迹。但《武夷山志》留下了他们的大名。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所写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极力赞赏武夷岩茶,在拟人化的比喻中,他赋予武夷岩茶以理性和灵性。《武夷山志》把他列为理学名贤之冠,应在情理之中。

  朱熹的学术成就和这座理学名山一样,名闻遐迩。关于这一点,海峡两岸的学者颇有共识。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高度评价了朱熹在中国理学史上的地位。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最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大陆著名学者蔡尚思进而寓论于诗:“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由此可以看出,把武夷山誉为“道南理窟”并非溢美之词。

  摩崖石刻“道南理窟”的撰书者马负书(号易斋),清乾隆元年(1736年)状元。据志书记载,他“镶红旗汗军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任福建陆路提督总兵官。(康熙十七年设,初驻福州,后移泉州府)”(民国《福建通志卷三十四·职官》)。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病逝于泉州任内。马负书在世时,曾畅游武夷山。他不仅对秀丽的山川赞叹不已,而且对荟萃名山的理学鸿儒也倾慕不已,遂立下夙愿,要在名山勒石题刻,“欲以理学渊薮发山川之秀灵”(马负书之子马应璧为其父所题“道南理窟”勒石于崖的跋文。实物在武夷山晚对峰)。为此,他预先题了“道南理窟”等字,后因军务倥偬,未能如愿。病逝后,其子马应璧谨记其父夙愿。十年后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马应璧任崇安县游击,遂将乃父遗墨镌刻于朱熹构建之武夷精舍隔溪的晚对峰上,同时加刻了自己写的跋,叙述他完成乃父遗愿的始末。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完工。

  二、武夷莲苑香溢四方

  l 从莲花谈到理学——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

  武夷山景区内有一方理学胜地,名叫五夫镇。北宋理学名家胡安国父子等出生于斯地,南宋理学鸿儒刘子翚、朱熹等更是长期以此处作为理学基地。这方宝地山青水秀,莲池十里,每当盛夏季节,莲花怒绽,瑞气万端,令人心旷神怡。她象征着理学之灵气,蕴藉着理学的精髓。有人说,莲,既是佛教的花朵,又是理学的花朵。北宋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1017-1073)曾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爱莲说》,说出了其中的真谛。全文如下: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佛教名著《华严经玄记》曰:“莲华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又说:“如莲华,在污泥不染,譬法界真如,在世不如世法所污”。这些论述,触及“净染”问题,成为理学家“性染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此论源于佛教,指出人性本自清净,但会染污;虽会染污,却又并不损害自身清净。染污有两种,一为欲染,二为惑染。“欲”是生理要求,“惑”是邪见障蔽。二者都是垢,所以要“灭染成净”。只有无欲、治惑,才能现净理,才能呈露自性清净。周敦颐作为理学家的开山祖师,深寓此中意蕴于《爱莲说》中,所赞赏的“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就是佛教经典中所说的莲华的“在泥不染”。

  理学鼎盛于宋明。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延续有700多年之久。“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这是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学思想。总之,它在思想史上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内容。以莲花为象征的理学名葩不是至今仍为人们所偏爱吗!武夷夏莲就是享誉中外的理学名葩中的一束香气四溢的花朵。

  武夷山麓的五夫里素有“莲花之乡”的雅称。五夫里还出现过其他许多理学先贤。周敦颐之后半个世纪,胡安国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胡宁弘扬家学,光耀门庭。南渡名将刘子羽、吴玠、吴璘曾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前辈。他们的政治主张臻于一致。刘子羽幼弟刘子翚为理学名流,是朱熹的启蒙教师。长期寓居此地的朱熹,当年面对门前清波漪涟的十里荷池,对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仰慕之心更加炽热,曾挥笔写下了《爱莲诗》:

  闻道移根玉井旁,开花十丈是寻常。

  

  月明露冷无人见,独为先生引兴长。

  朱熹把“莲花”说成是移植于佛国“玉井”旁的圣花,说明了理学内涵中有佛学的成分。刘子翚面对着宅居自辟的莲池,也曾兴致盎然地吟道:

  莲池一亩余,瀰瀰吞众流。

  花繁不近堤,欲生万方舟。

  不及池中鱼,随波自浮沉。

  诗写得极有哲理性。请看:理学之花——莲花独秀于莲池之中,浩浩的理学思想汇集了传统的儒学思想精萃。“瀰瀰吞众流”可以理解为理学已经达到“集大成”的境界。居宅前的莲花虽仅亩余,但却竞相开放,繁葩似锦。“欲生万方舟”,采莲的众多舟楫几乎都可以汇集于此地。作者把莲池中的鱼儿,比喻为熏陶于理学之波的宠儿,可以浮沉自如,而沉溺于宦海中的芸芸众生又怎能与之相比呢?

  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应该说是南宋之后的事情。清人称此名山为“三朝理学渊薮”(“三朝”即南宋、元、明)。在武夷山,《爱莲说》的佳韵历三朝而弥加隽永!

  l 从“程门立雪”到“武夷传道”

  “程门立雪”说的是两位理学后辈尊师重道的典故,早已脍炙人口。这则典故中的两个理学后辈就是与武夷山结下不解之缘的游酢、杨时。

  史籍记载,同年诞生的学人游酢、杨时前往河南洛阳拜访名重一时的理学奠基人——“洛学”的开创者程颐。当时,两人“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杨)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宋史·杨时传》)

  前面已经谈到,程颢在目送弟子南归福建时发出了由衷的感慨:“吾道南矣!”杨时、游酢不负恩师的重托,选择了武夷山做为他们传播理学的宝地。《武夷山志》和历代的《崇安县志》对此均有记载。

  清朝董天工编纂的《武夷山志》,在“理学名贤”这一卷中把杨时列为第二位,写道“(杨时)尝过武夷,与胡、刘诸贤游,著有《四书解义》、《三经义辩》、《周礼》、《毛诗辩疑》并诗文集。明弘治时从祀文庙。康熙四十四年,学臣沈涵请御书‘程氏正宗’额赐其祠。”山志所说的杨时在武夷所交游的“胡、刘诸贤”是指名噪一时、以《春秋传》享名朝野的胡安国及其四位子侄(即胡宁、胡寅、胡宏、胡宪)和朱熹的岳父、老师刘勉之等先生。这些名贤当时都寓居于武夷山麓的出生地——五夫里。他们切磋学问之余,经常相邀游览武夷山。杨时还为此写了《游武夷》、《武夷纪游》等诗。长诗《游武夷》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武夷山水的神奇、传说的诡谲,并叙述了归隐武夷的经历。全文还巧妙地深寓着理学的玄机。长诗是这样开始的:

  函关崎岖走秦鹿,天下共逐争群雄。

  扶云翻空折鳌足,黔黎窜伏如寒蛩。

  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合有高人踪。

  长诗从秦末群雄角逐中原,高人雅士避祸武夷等虚构情节谈起,然后逐步展现这座名山拥有的新特景观:九曲清溪,亭亭玉女,玄妙的道观,清彻的井泉。

  龙泓东注海波涌,玉女翠拥秋云松。

  赤霄真骨写虚壁,通泉凡笔惭非工。

  杨时对武夷简直入迷了,他对山中特有的景观、经过了3000余年风雨侵袭依然无恙的百余具架壑船棺,加以重笔渲染:

  藏舟浮梁跨绝壑,隐见似与天河通。

  当时鸡犬不复见,空岩依旧烟霞笼。

  接着,他描绘了舟游九曲情景:

  我来秋杪月既望,尚有幽菊埋榛丛。

  天容洗净雨初霁,云幔四卷清无风。

  掀篷进棹穷异境,注目想见流残红。

  舟游尚未惬意,索性杖履作圣山游,此时适逢北宋朝廷遣使在武夷山冲佑观投送“金龙玉简”,藉以祈求国富民强。杨时睹此盛况,又联系到传说中仙凡共乐的幔亭盛会,心中深感未被朝廷所重用,辜负了自己的才学,不禁独自嗟老叹病,归隐武夷之念油然而生。他写道:

  回舡杖履蹑幽径,松竹窈窕环琳宫。

  翠琬温辞耀华袞,金榜大字缠蛟龙。

  自怜病骨挂尘网,幔亭高会何由逢。

  解衣归卧钓矶畔,仰看明月穿疏蓬。

  这是一幅绝妙的杨时归隐图。

  游酢自河南颖川南归后,也选择武夷山为终老讲学之地,因此历代《崇安县志》都把他当做本邑名人。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二十二索性把他列为本邑理学人物的首位。在介绍他的传记中这样写道:“(北宋)元符初游酢筑草堂于山之麓。二年筑水云寮于武夷之五曲。”

  游酢构建水云寮之后,于“晚岁由建阳徙居武夷”(见游酢《山集》之《静可书室记》)。住在水云寮时,读书著文,或与学友互相切磋理学,生活闲适而又恬淡,同时致力于教授生徒。杨时与游酢从此不负程颢之重望,在武夷山合力开辟了八闽理学的先河。游酢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水云寮改为山祠,后来历代均有重修。朱熹对他推崇备至,称他“清德重望,皎如日星……其流风余韵足以师世范俗……道足以觉斯人,余润足以泽天下!”(转引自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二十二《儒林》),甚至在游酢逝世130多年之后,宋理宗赵昀还下诏赐赞,褒扬他为发展理学所做的贡献,盛誉他的德业如“泰山之峻,海河之渊”,而且相信能影响天下的道德风范,因而不禁慷慨道:“朕有赖焉!”遗憾的是,祠堂不久即毁于兵燹。南宋末年,他的后裔游九言在武夷游学时,特在“水云寮”高耸的岩壁上题写了“水云寮”三个大字,请名匠摩崖刻石,作为对祖辈在武夷山创建理学源流——闽学的纪念。因为悬崖倾斜风雨无侵,所以迄今石刻仍十分明晰。

  l 霜松雪柏”武夷翁的足迹

  “武夷翁”是理学大师胡安国的晚年自号。“霜松雪柏”是康熙皇帝赐其祠堂的匾额。生获文名,死享殊荣。胡安国是崇安县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人。他的理学成就极大地提高了武夷山的知名度。《武夷山志》卷十六《理学》把他列为理学名贤第二位,可见的他的理学影响是不同凡响的。

  胡安国游宦在外,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讲,毕其一生,虽在官四十年,而实历职不及六载,很长时间都在家乡武夷山留连栖息。其父去世后,他辞归武夷,“遂称疾不仕,筑室墓旁,种稼自给,聊以此终身”(《宋史》本传)。后来虽然重新起用,但他仍系心于武夷山。清《武夷山志》说他在晚年时因“廷臣诋毁,除永州,予祠加宝文阁直学士,退居武夷,自号武夷翁,年六十五岁,卒谥文定,(明)正统时,从祀孔庙,成化三年,追封建宁柏。”

  胡安国毕生致力于研究理学,他是洛学大师程颐的再传弟子,他的师父谢良佐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颢、颐)门四大弟子。《春秋传》是他研究理学的结晶。大家知道《春秋》是儒学经典之一,相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胡安国独钟《春秋》中的“匡世”、“济世”思想,因此他殚精竭虑地阐释《春秋》,撰写《春秋传》。他从治《春秋》到著《春秋传》,历时凡三十载,足见他治学之勤奋和态度之严谨。

  寒暑三十载写就的《春秋传》曾被宋高宗列为经筵读本。元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下诏行科举制,更以《春秋传》定为经文,与“春秋三传”(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的合称)并行。尊重《春秋传》之风延至清康熙年间。

  胡安国纂修《春秋传》,得助于他的次子胡宁。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胡宁不仅协助乃父纂修《春秋传》,还著《春秋志疑》30卷、《春秋通旨》。胡宁秉承其父“霜松雪柏”的气节,不向权贵屈膝,史书里记载着他与秦桧抗争的趣事。

  胡安国生前曾与一代权奸秦桧相交甚笃。秦桧没有暴露其本性之前,曾经以忠臣自居,因而蒙蔽了不少好人,胡安国也被他蒙在鼓里。民国《崇安县新志》载:“金人欲立张邦昌,秦桧抗议,安国益奇之……桧为左丞相,而吕颐浩自江上督师入,为右相,欲排桧,且去异已者,未得其方,或教其为朋党,指安国为魁……遂落职。”胡安国竟然因为与秦桧私交甚笃而被秦的政敌诬陷直到罢职。

  胡安国逝世后,秦桧的丑恶面孔暴露无遗,他的所有子侄毫无例外地对秦桧交恶。次子胡宁,以父荫补宦。秦桧当国时,胡宁被封为敕令所删定官。绍兴十八年(1148年),桧子熺自翰林学士承旨除知枢密院事,问宁:“儿子近除,外议如何?”宁曰:“外议以为相公必不袭蔡京之迹。”桧默然。(见民国《崇安县新志》)秦桧迫切期待故交子弟对他父子的擅权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岂料反被胡宁将了一军,被含沙射影地讥为“蔡京父子擅权”。又载:“桧问:令兄(指胡寅)近有何言?宁对曰,家兄致意丞相:善类久废,民力久困。桧意甚愠,因曰:‘先公《春秋》议论好,其如行不得何!’宁曰:‘惟其可行,方是议论……’既而宁上书,劝桧避相位以顺消息盈虚之理。桧益怒。”胡寅对秦桧残害善类,糜费财力的怒斥;胡宁维护乃父《春秋传》著作中的核心部分——安民匡世、尊王攘夷,与秦桧展开唇枪舌剑的论争;胡宁驰书秦桧,直言奸相退位让贤之理。这一切都保持了两宋绝大多数理学家所共同具有的高风亮节和抗金信念。胡安国和他的两个儿子满腹经纶,但因得罪权贵,终身不得志。胡安国的三子胡宏和侄儿胡宪,都因不满奸佞当道,先后弃官隐居林野,专心著述和讲学。后人仰慕胡氏四贤的道德文章,遂四贤祠于武夷山文庙东侧(今文化宫路),祀奉胡安国、胡宏、胡寅、胡宪,还勒石图赞。图像的线条生动流畅,或峨冠博带,或儒巾布服,因人而异,形象逼真。赞词用传统四言形式,概括了这四位理学家的一生业绩。碑文如下:

  赞胡安国

  道闻伊洛,志在春秋。格君化俗,扶纲阐猷。

  进则抗论,退则归休。大冬松柏,凛凛孰俦。

  赞胡宏

  上绍父业,下友名贤。纂言纪事,提要钩元。

  衡山巍巍,湘水渊渊。南北仰止,孰不慕焉。

  赞胡寅

  英伟之姿,渊源之学。挺挺乔松,昂昂孤鹤,

  忠鲠不移,迁谪自若,管见诸书,千古昭灼。

  赞胡宪

  安贫乐道,祠禄养亲。身虽在野,心不忘君。

  晦翁东莱,俱列门人。言行之美,举世所珍。

  这四帧碑刻现保存于武夷山市博物馆。抚碑沉思,仰慕先贤之心油然而生。可是, 曾与秦桧当面交锋的胡宁为何未被尊为胡氏之一贤,这也许是后人的疏忽吧!

  胡寅是胡安国的大儿子,武夷山“夺秀亭”就是他修建的,那是在南宋初年,金人南侵,胡寅上书高宗,请朝廷纠合义师,北向迎请徽、钦二帝,不宜遽践大位,因而得罪了皇上,胡寅遂奉祠归,回到武夷山。此时恰好曾经协助韩世忠大败金人于濠的功臣、具有豪勇游侠之风的名士刘衡(字兼道,崇安人)也弃官回归武夷。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胡寅因而相邀与其一道,在罗汉石上修建了“夺秀亭”。两人在一起纵论国家大事,或对酒当歌,或谈经论道,颇得山林之趣。而刘衡又善吹铁笛,有穿云裂石之声,胡寅曾为诗道:“更烦横铁笛,吹与众仙听。”(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三)建炎三年(1129年),胡寅复出,任起居郎,后迁中书舍人。绍兴二十年(1150年)又因与秦桧有悖,被谤,“寅坐落职”(见《福建通志》列传),胡寅又回到了久违的“夺秀亭”。他在这儿谪居时,完成了数十万言的《读史管见》及《论语评说》等著作。(《宋史》本传)因为他在居室上题匾曰:“致堂”,因此学者们称之为致堂先生。

  自胡寅、刘衡相继辞世后,“夺秀亭”铁笛声声依旧,但知音寥寥。直到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创建“武夷精舍”时,重又寻访到了这个风景胜地,于是就在夺秀亭的故址上重新盖了一组新建筑,并取胡寅《题夺秀亭》中“更烦横铁笛,吹与众仙听”的诗句之意,改其名为“铁笛亭”,以为纪念。

  l 在马鞍上酝酿道统——理学先辈李纲

  与武夷山结下深缘的众多理学先辈中,李纲可以算是独特的一位。他是宋代名相,北宋末任太常少卿。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不应是儒巾布服的理学家,应是峨冠博带的显贵。史载,他晚年时醉心于经学,著有《易传》、《内外篇》、《论语传说》等理学著作。这位官至宰辅的人物毕生坎坷,屡遭贬谪而又屡次起复,在宋代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激愤悲壮的场面。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为他的罢相而鸣冤叫屈的场面了。南宋初年,高宗赵构在南方即位后,由于金军严重威胁,不得不起用抗金派主将李纲为丞相,并封开国公。李纲提出治国抗金十大策略,主张联络北方抗金义军,收复失地,并推荐老将宗泽留守汴京。求知派黄潜善、汪伯彦极力反对,并怂恿张浚伪造十大罪状,罢免李纲相位,由此激起朝野愤怒。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先后上书请留用李纲,罢免黄、汪二人,还都开封,竟被高宗所杀害,血溅丹陛。李纲所采取的抗金措施,遂为主和派取消,主战派相继罢谪。其后李纲又被诽谤为指使其弟李纶通贼,遂再次被贬到海南万安军。

  在被贬谪期间,李纲把早年在马鞍背上逐渐酝酿成熟的理学见解陆续形成文字。流放途经武夷山时,他数次游览武夷山并留下了近五十首诗歌。数量之多,诗作之工,几乎可与他的后辈、寓居武夷数十年之久的朱熹相媲美。他在《武夷山赋》的短序中写道,未到武夷之前,他曾“昼寝梦游,山涧四顾,峰峦玉色,秀美瓖奇,不可模状,既觉欣然。窃意所梦殆非尘世也。已而都城积水,秦疏论事,谪官沙阳,渡淮历浙,道江南,入闽境,遂游武夷。道士导予弃小舟源九曲溪,抵晞真馆,奇峰怪石,顾揖不暇,回舟雪作,山色尽白,恍如梦中,坦然惊愕。信乎!好慕之极达乎!精神而出处分,定非人力所能致也。留山中得诗凡五十篇,又广其意而为之赋。”梦境中斗雪游武夷,恍如仙境,现实中冒雪泛舟九曲,几与梦同!

  李纲在武夷山草就的诗文词赋中很多是借虚讽实,借仙讽人,发泄对降金派的不满。如在《狮子峰》一诗中写道:

  奇石腾拏竹树苍,奋髯矫首据山岗。

  山深怪底无豺虎,端畏溪头百兽王。

  他冀求“奋髯矫首”的“百兽之王——狮子”能威慑豺狼,一振朝纲!又如他的《试剑石》一诗写道:

  鍊气为金铸剑成,且将顽石试青萍。

  光芒郁郁冲牛斗,斩尽妖魔若发鉶!

  看!他简直就要把剑锋指向降金派的奸佞了!

  当然在李纲的诗词中有一些是隐含着理学玄机的,表露出厌官弃荣、穷理求道的夙愿。他的《江城子·游武夷》一词写道:

  武夷山麓,一溪横,晚风清,断霞明。行至晞真馆下,月华生。仙迹灵踪知几许?云缥缈,石峥嵘。羽人同载,小舟轻,玉壶倾,薦芳馨。酣饮高歌,时作步虚声。一梦游仙非偶尔,回棹远,翠烟凝。

  作者追求的是一种理学的崇高意境。“时作虚步声”,就是侃侃相论理学中玄妙之理的声音。史载,李纲晚年曾在武夷山访见隐居此处的杨时,畅论“道与性善要义”。词中所说的“步虚声”,该是若有所指吧!

  

  l 理学先驱者李侗的武夷之缘

  “吾道南矣!”程氏理学南传福建后,杨时授徒罗从彦,罗从彦再授徒李侗。李侗(1093-1163),南宋学者。这位被清康熙皇帝赞为“静中气象”的大学者特别钟情于武夷山。他教诲在山中寓居数十年之久的大学者朱熹脱颖成名,成为理学集大成者。

  李侗与朱熹在武夷山结下不解之缘,在清朝董天工编纂的《武夷山志》中有简略的记载。山志写道:“李侗,字愿中,延平(今福建南平市)人,少豪勇,常夜醉驰马为欢。既冠,游乡校,有声闻。罗仲素(即罗从彦)讲学,师事焉。朱熹受业其门,以子试吏旁郡,迎养归道武夷。”朱熹初入宦途,赴同安县任主簿,赴任途中他慕名前往拜谒前辈宿儒李侗。这时,李侗已年逾花甲,正高卧剑浦(今福建南平市)著书讲学。他对这位远道求师、才华横溢而不无幼稚、自大的后生采用了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教诲方法,授予以程派理学的精髓——“理一分殊”。所谓“理一分殊”就是一理摄万理,犹如一月之散而表现为江河湖海之万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万理归于一理,犹如江湖河海的万月其本乃是天上的一月。从一个太极散而为物物之各具一太极,又由物物之各具一太极归本于一个太极。这就是“理一分殊”。这个理学名词源于程颐称赞张载《西铭》时的话。程颐称张载这部著作是“明理一而分殊”。并说:“万物皆是一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认为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理”,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理”的体现。李侗对好学善问的朱熹细心阐述了这个独特的观点。他说,“理一”(太极)是化生天地万物的本源,并指出万物虽则同具一理,但所禀受之气有“秀”、“偏”之别。李侗一席教诲,令朱熹茅塞顿开。从此朱熹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奠定了今后继承程氏理学、独创朱派闽学的坚实基础。史载:“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书立言,莫不由此。”

  首次拜谒李侗之后,朱熹满载着得道的喜悦走马上任,在同安主簿任内小试锋芒。学子当政,自有一番苦衷。然而,最使朱熹感到茫然若失的是,由于宦务在身,不能时刻趋奉李侗先生之旁,朝夕问道解惑。因此当他四年任满返回武夷山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延平拜谒李侗。他往返奔走,求道之乐,如尝甘饴。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已年近而立。由于权奸当道,大业未成,心情惆怅,于是以赡养老母和扶养幼子为理由,请求朝廷任命为祠官的闲职,借以闭门在家著述,阐扬道学。在家待职的漫长岁月里,他潜心苦读,孜孜不倦。“学海无涯,师教有方”。他又想起了李侗先生,于是披着明媚春光第二次奔赴延平求道。这年朱熹29岁,李侗已66岁了。朱熹从五夫里出发,徒步数百里到延平,赤诚求教之心,坦坦荡荡,令人赞叹!这次,朱熹向李侗先生提了《春秋》、《论语》有关章句中十八个问题。李先生对朱熹抱有很大希望。他在给朱熹讲解《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句时,勉励朱熹循序渐进。每十年都要有一个大发展,并说:“圣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意否?”朱熹领教之后,旅居在离李侗住处不远的西林寺,陪伴着晨钟暮鼓,执著地琢磨着李先生的金玉良言,追索真谛,一旦颖悟,则手舞足蹈。而李先生在晚年山居的寂寞境况中得到这样的高足,也感到无限的快慰。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元晦(即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说:“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追求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俱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第二次见面后不久,朱熹返回五夫里待奉老母。李侗接连给朱熹写了七次信,殷殷希望朱熹再来延平,但又担心朱熹家有高堂,不能分身。其中有一封信写道:“某兀坐于此,朝夕无事,若可以一来,甚佳,致千万意。”笔端透露出急于相见之情。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第三次从五夫里到延平访问李侗。见面后即迫不及待地向老师问候、求教,然后谦虚告退,俟次日趋师前问学。朱熹这次再寄寓于西林院惟可师的僧舍里,“朝夕往返受教”。这次,李先生讲述了《易经》的太极论,论述了“天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还讲一步阐明“理一分殊”的原理,要朱熹“返博归约”,抓住问题根本,从平实处去用力。李侗还教诲朱熹学《易》,须做到“看得六十四卦之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朱熹“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全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第四次拜谒李侗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这时李侗寓居建安(今福建建阳),已年届古稀。

  李侗给朱熹讲解了《孟子》中尽性、养气的内容,传授了所谓养存、持守的方法。李先生的“静中气象”乃是一种从静思中去激发人的内在的智慧和灵性的方法,他认为,研究问题要“胸中洒落通透,毫无窒碍,方才使得”。对于李侗先生所传的“体认”、“洒落”,朱熹理解很快。他说:“李先生之言主于体认,程先生(指程颐)之言主专在涵养。其大要实相表里。”又说:“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旦牵强著力做得‘洒落’二字。”

  师徒最后两次见面都是在武夷山中和山麓的五夫里。两次见面促使朱熹从书斋走上当朝论政的道路。

  隆兴元年(1163年)六月,李侗从建安出发,前往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县),欲去他的儿子李友直的任所接受赡养,途经武夷山。酷暑时节,朱熹在五夫里潭溪之畔的紫阳楼迎来了他曾登门赐教的李侗。是时,武夷山中凉风习习,潭溪之畔流水潺潺,师生俩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之中。朱熹就上书陈述政见之事进一步向李侗求教。经过李侗再三阐述,朱熹终于打消顾虑,下定了向皇帝重申讲和误国的大义,思想上从此“涣然冰释,无复疑滞矣!”朱熹又请李师阐明义利之说,李侗慨然允诺,反复教诲。当李侗离开武夷山北上铅山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于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复信给朱熹,信中慷慨陈词,断然指出宋廷日衰的原因乃是“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这年八月,李侗过不惯闲散的安逸生活,踏上归途,经过武夷山,第六次与朱熹见面,他“过其门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归。”这次不寻常的会见终于坚定了朱熹入都奏事的决心。随后,他根据恩师的嘉言诤语,写了面奏政见的三札。半个月的时间在师生滔滔不绝的议政声中消逝了。这年九月十八日,师生依依惜别,朱熹北上入都奏事,李侗南返延平故里,随即又应福州太守汪应辰的召请,奔赴福州。这年十月,这位不求宦达但攻理学的老学究终因年老体衰,不堪劳累,瞑目长逝。这时朱熹已到达京城临安。他因奏事剀切得到孝宗皇帝的赏识,受命为武学博士,在京待次。当他听到噩耗后,悲恸欲绝,而当时丞相洪适又力主和议,这与恩师李侗极力反对和议的主张大相径庭,所以朱熹忿然辞职,日夜兼程赶回福州奔丧。第二年正月,他驰达福州。在亡灵前,他念了《祭李延平先生文》,祭文用“以歌代哭”的特殊形式,铭志着这两次师生武夷相会的经历和感受。朱熹写道:

  安车暑行,过我衡门。

  还旆相遭,凉秋已分。

  熹于此时,适有命召。

  问所宜言,反复教诏。

  最后有言:“吾子勉之,

  凡兹众理,子所自知,

  奉以周旋,幸不失堕。”

  归装朝严,讣音夕至。

  悲痛万分的朱熹还亲自给李侗写了长篇悼词和铭誺,同时“伏哭柩前,奉奠以贽”。随后,亲奉李师灵柩安葬于延平炉下乡下岚村墓地。至今,先生之墓尚存。

  李侗、朱熹六会的佳话,悄然流传在武夷山中,成为师生笃交的楷模。当时,朱熹就对其门徒畅谈过这一段来往就教的收获。他说:“吾儒(指李侗)广大精微,本末具备,不必它求。”(见《朱子语类》)特别在阐述“理一分殊”这个理论时,李侗作了精辟的发挥,使朱熹的学问根基更臻巩固。晚年,朱熹用“理一分殊”的道理去注解“四书”,写成了集理学之大成的《四书章句集注》,终于攀上了理学的巅峰。为了报答李侗的师恩,朱熹决心为师立言。后来,他把前后六次向恩师求教的实录编成《延平答问》一书,成为李侗仅有的一部著作而传诸后世。《答问》上下集约二万六千余言,收入李先生从绍兴丁丑年(1157年)到癸末年(1163年)这七年间给朱熹的信文摘要共二十四篇、六十四条,还收入朱熹同李先生平素面难对答的语录,共有百条以上。答问的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春秋》等,而以《论语》章句的讨论最多,《中庸》、《孟子》次之。李侗、朱熹师生二人总是博引濂、洛、关学各家的说法来进行比较论证。李先生的答疑解难对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天道观和思辨方法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先生对四书章句的解释十分透彻,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时,都用上了李先生对他阐发的道理。例如,在《论语》“回也不愚”章句的后面,朱熹就注了“愚闻之师曰“的字样,后面整段引用了李侗教诲的原话。由此可见李先生对朱熹思想的巨大影响。

  三、武夷山------朱子理学的摇篮

  l 千秋评说朱子伟业

  朱熹与武夷山结下了理学之缘。

  对于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我国著名哲学家蔡尚思教授在为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编纂的《闽学研究丛书》而撰写的总序中有一段精辞的论述:

  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因此,有些学者称朱熹为“三代下的孔子”。

  在中国经学史上,最突出的是汉、宋两派:郑玄集汉代经学之大成,朱熹集宋代经学之大成。

  在中国理学史上,朱熹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及邵雍之大成。古来称“宋五子”,其实不够全面,应是“宋六子”。朱熹吸收道、佛两教的部分理论补充儒家的不足,而又不失其儒家的根本体系。他是古代新儒家的最大代表,而为近现代新儒家所仿效和歌颂。

  在中国学术史上,朱熹的博学超过了任何前人。

  在中国著述史上,朱熹的著述比之前人也是最多的一个。康熙与李光地编出的《朱子全书》,实是“朱子不全”之书。

  在中国文庙(孔庙)史上,汉后有那么多的先儒、先贤,但被封建王朝列入“十哲”之内者,朱熹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文化史、闽北文化史上,朱熹都占了第一位。福建之被称为“海宾邹鲁”、“理学名邦“,都是同朱熹分不开的。他对福建文化教育的贡献最大。

  单就以上这些方面来看,已可知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数一数二的地位了。

  蔡尚思教授不仅高度评价了朱熹,而且对武夷山也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有一首诗写道:

  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

  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这并不是蔡教授独创的溢美之词。清朝学者蒋溥对武夷这座理学名山评论道:“夫武夷之在闽,殆与岱宗之在鲁。……况在赵宗之世,恒为臣儒所托足。龟山(杨时)、屏山(刘子翚)、晦庵(朱熹)、西山(蔡元定),一时讲学之盛,不下鹿洞、鹅湖,则又不仅玉女、晴川、仙坛佛地,为足供竹杖蓝舆,流连吟赏而已。”(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原序》)清乾隆时代的文渊阁大学士史贻直说:(武夷山)“六朝时自顾野王讲授其中,文学以显,至宋清献(指赵抃)筑‘吏隐亭’于三曲,其后杨文肃(杨时)、胡文定(胡安国)偶道于此,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历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而其名遂甲于天下。”又据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载:宋、元、明、清(至乾隆初)四朝,仅先后在武夷山景区内隐居的文人高士就有19位,结庐读书讲学的名儒43位,来武夷山探幽寻胜的学者、名臣387位,其中理学家47位,这些名人蜂涌而来武夷山,与其说是单纯为了流连于碧水丹山,勿宁说是兼优游与瞻仰于一体。清初康熙皇帝的宠臣、理学家李光地南巡时专程绕道前来武夷山,他仰望着朱子祠前康熙皇帝赐的御额“学达性天”肃然起敬,成诗三首。其中一首道:

  居于夫子以邹鲁,来往未曾拜夫子。

  此行弃舍浙江舟,取道回邅西水浒。

  探源莫惮九折深,阳止方知万仞古。

  飘风当谢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古。

  朱熹去世后,瞻仰胜迹的名人络绎不绝,跻跻于武夷山道,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庶布衣,究其原因全在于朱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如今,屹立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中心的武夷宫范围之内,新构建了一所朱熹纪念馆,方毅为其题写了馆名,馆处大门赫然撰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

  现在让我们回到朱熹当年在武夷山麓五夫里的寒居陋巷里,去探究他当年追索哲理的深邃心境;让我们攀登武夷山的千峰万壑,去倾听他当年滔滔论道的历史回音……

  l 朱熹留在武夷山的足迹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了整整50年。六曲,武夷山的景点荟萃的绝妙去处,曾经留下朱熹亲笔书写的摩崖石刻“逝者如斯”,还留下他的后代崇拜者——明兵部侍郎陈省的巨幅摩崖石刻:“空谷传声”。

  逝者如斯。朱熹从15岁到55岁的生涯像流经这里的武夷九曲水一样,淘尽泥沙之后,显得格外圣洁平静,就像著名学者赵朴初咏叹的那样:“沧浪之水,可以濯我缨!”

  空谷传声。朱熹从15岁到55岁在武夷山的生涯是他著述讲学的最鼎盛时期。他为学之道、生活之论以及纵横评说时政之语,绝大部分汇入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以及《朱子大全》等之中。

  让我们回顾一下朱熹在武夷山的半个世纪的生涯吧!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14岁。朱熹家里突然发生了不幸的变故。父亲朱松病逝。其父弥留时将后事托付给武夷山籍的挚友刘子羽,要朱熹拜刘子羽为义父,并要儿子跟随义父到武夷山麓的开耀乡五夫里拜谒世居那里的理学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为师。他说“籍溪(五夫里的别称)胡原仲(胡宪)、白水刘致中 (勉之) 、屏山刘彦冲(子翚) ,此三者,吾友也,其学皆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是听,则吾死不恨矣!"(民国《崇安县新志》)

  朱熹奉母迁居武夷山五夫里之后,受朱松遗命重托的刘子羽就为孤儿寡母构建了紫阳楼,以供止宿读书之便。

  刘子羽是当时抗金名将。他的父亲刘韐死节于靖康之难。刘子羽亟报国难家仇,为此,奋力抵御金兵入侵,转战陕西,开辟第二战场,力保南宋江山,立下赫赫战功,因而得罪了投降派头子秦桧,遂于岳飞被害的第二年,即绍兴十二年(1142年),惨遭秦桧一伙陷害,被迫罢官在家闲居。朱松向他委以托孤重任之时,他已在家乡五夫里赋闲两年。他的幼弟刘子翚,即朱松要儿子师事的三位贤儒之一的刘彦冲,当时也积愤息影于五夫里屏山下著书立说。这一年,刘子羽之子刘珙,初试锋芒,中了进士,正踌躇满志,誓欲继承乃祖、乃父、乃叔的未竟事业。祖孙三代,功勋卓著,为世人所瞩目。据崇安五夫里《刘氏宗谱》记载,五夫里刘氏是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之裔,世代显赫,至刘子羽时,在社会上权势尚大,祖业也很富足,家学更有渊源。这正是朱松临终托孤的意旨。刘氏家族斯文一脉,世代相承。刘珙后来还任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职,并与乃祖乃父、乃叔共膺“三忠一文”的美谥。忠显君刘韐、忠定公刘子羽、忠肃公刘珙和文靖公刘子翚的凛然正气和道德文章熏陶着幼年的朱熹,使他迅速脱颖而出。

  绍兴十八年戊辰(1148年),19岁。朱熹从武夷山的五夫里奔赴临安应试,一举喜登进士第(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

  绍兴二十一年辛未(1151年),22岁。朱熹被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但直到24岁才正式赴任。

  绍兴二十三年癸酉(1153年),24岁。朱熹在赴任同安主簿的路途中访问并受学于延平学者李侗。据《朱子年谱》记载:“按朱熹之学,初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或泛滥于释老。自谓见李先生后,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释老之说皆非。此后,绍兴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二年,先后见李侗问学。汪应辰称,朱熹师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

  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年),28岁冬,同安主簿四考满,朱熹罢归。(见《朱子年谱》)

  朱熹自同安县任职届满后,即在家乡崇安五夫里著述讲学,时光荏苒,一晃就是20年,一直到淳熙六年(1179年)他50岁才第二次出任官职——知江西南康军。基于对奸臣当道的憎恨,20年之内他屡辞赴京任官共三次,即隆兴元年(1163年)他34岁时辞去武学博士之职;乾道五年(1169年)40岁时辞去枢密院编修官之职;淳熙三年(1176年)他47岁时辞去秘书省秘书郎之职。20年之中,他都以祠官身份闲居武夷山和建阳讲学著述。他所担任的祠官按顺序排列为:①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十二月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监潭州南岳庙;②绍兴三十二年六月至隆兴元(1163年)十二月,再监潭州南岳庙;③乾道元年(1165年)五月至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三监潭州南岳庙;④淳熙元年(1174年)六月至淳熙三年(1176年)六月,由左迪功郎升为左宣教郎(为文官三十七阶之第二十六级)主管台州崇道观(祠官之职也同时升擢,由监升为主管);⑤淳熙三年(1176年)八月至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朱熹出身贫苦,但致力于对圣学之志始终不移。 为了奉亲养家,使自己能够安心著述和讲学,他只愿得到足以维持生计的祠官微禄。祠禄这项制度在宋朝颇为盛行。特别是南渡以来,“士大夫多流离困厄之余,未有阙以处之。”于是就广增祠官之设,“理为资任,意至厚也”。祠官是一种闲官,可以在家闲居,而俸禄少得可怜,但朱熹为了专心做学问,宁可数次辞掉朝官,而甘心祠禄养亲,过着极其清淡的生活。他的女婿、得意门生黄干撰写的《朱子行状》中曾经提到朱熹不得不祠禄养亲的一些鳞爪:“(朱子)以奉亲讲学为急。(绍兴)二八年请奉,监潭州南岳庙。”“先生自同安归,奉祠家居,凡二十年间贫困,不以属心”。朱熹自己也屡次提到不得不奉祠的苦衷:“且今贫病之迫已甚,旦夕当婉转请祠也。”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给皇帝的奏折中,不无哀求地写道:“未任就道(指辞掉枢密院编修官),而家贫亲老,急于禄养……欲望钧慈与陶铸岳庙,差遣一次。”他在与知己的书信中,也多次倾吐了辛酸的祠禄生涯之苦楚,如他在《答刘子澄第八书》中写道:“如仆则债未尽偿,食米不足,将来不免永作祠官。”在他与周丞相必大的信中也写道:“熹自去年八月已失祠禄,今适綦年。贫病之态,不言可知。”可见朱熹数次请祠,仅仅是为了满足衣食的最低要求,然后安心做点学问。朱子固穷,也促成了他在理学上的刻苦追求。

  朱熹自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十二月至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任祠官的20年之中(尚不计浙江任职之后的奉祠),循例在家乡崇安五夫里和建阳授徒讲学并潜心著述。朱熹在青年时代就颇有名气。早在喜中进士,未赴同安任职的几年内,就有一些学生慕名前来崇安五夫里向朱熹求教。当时朱熹年仅20,跟随熹最早成名的学子中,有后来被称为闽学干城的建阳人蔡元定(字季通)以及他的儿蔡沈(号九峰先生),还有后来成为朱熹女婿的闽县人黄干。他们师承朱熹之学,后来都成为配祀孔庙的圣人。武夷山麓的五夫里,人称为朱子理学的摇篮,这是言之不虚的。在五夫跟随朱熹从师成名的,还有建州的范念德和古田的林择之。他们经常侍奉朱熹出外讲学、求道、论辩,成为得意门生。此外,《嘉靖建宁府志》还记载了方来和刘火仑、刘炳兄弟以及翁易、地理学家祝穆等人在五夫受业于朱熹,遍游芦峰诸峰之事。

  朱熹在武夷山奉祠养亲的期间内,发愤著书,甚至在他40岁痛丧兹母、庐墓守制期间还编成《家礼》一书。他还在墓庐向门徒授业,“丁母忧,学者听讲于墓庐”。这段《黄勉斋集》中的叙述,如实地反映了朱熹热心教育的感人情景。

  朱熹母亲祝氏卒于朱熹幼子朱在出生的乾道五年(1169年),葬于建阳太平山麓。为了守制,朱熹在太平山麓建寒泉精舍,庐墓苦读。数年之后,还在建阳、崇安交界处的芦峰建了云谷书院,作为讲学著述之所,命名其室为晦庵。朱熹的名号“云谷老人”和“晦庵”即自此而定。他还为此写了著名的散文《云谷记》。文中尽抒其风景之幽:“草堂前,隙地数丈,右臂绕前起为小山,植以椿桂兰蕙,悄菁岑蔚;南峰出其背,孤园贞秀,莫与为拟。其左亦皆茂树修竹,翠密环拥,不见间隙。俯仰其间,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回,直可以旁日月而临风雨也。堂后结草为庐,稍上山顶北望,俯见武夷诸峰,度风高不可久,乃作石台。”“盖此山自西北横出,以其脊为崇安建阳南北之境。”

  为母尽孝守制期间,朱熹也时刻不忘严父的教诲之恩。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朱熹42岁时,曾专程回到严父朱松任县尉的闽北尤溪县。当年,朱松曾在县尉署的东偏建立一室,取名“韦斋书室”。他忙完政务之后就到此室坐寝休息并课子读书。朱熹瞻仰遗址,思亲之念油然而生,在此挥毫亲书“韦斋旧治”四字以寄哀思。后人重镌的碑刻已修葺复原,树立在尤溪城内中心广场的左侧。碑刻笔力苍劲,运笔飞逸,蔚为壮观。

  朱熹当年常常徒步穿梭于建阳与崇安之间。他讲学的屏山书院、寒泉精舍、云谷书院、兴贤书院,既是讲学的学堂,又是编书的山馆。他或携徒讲学,或优游解忧,或挟书著述……光阴荏苒,等身之著作渐备,20年内的著述甚丰,举其要者略述如下: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30岁。朱熹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这是二程四大门人之一谢良佐的理学观点汇编。

  隆兴元年(1163年),34岁。《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成,后者为启蒙之书,迟完成于前者。前者是朱熹后来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之一《论语集注》的前身。

  乾道三年(1167年),38岁。《大学解》初稿成。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初草稿。

  乾道四年(1168年),39岁,编《程氏遗书》二十五篇。《程氏遗书》为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言论之精华。

  乾道八年(1172年),43岁。朱熹与门徒赵师渊共同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他把这部历史著作也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俾使历史事实也“会归一理”,即归于天理的裁断,使“为致知格物之学者”读之也能“慨然感于斯”。

  同年,《八朝名臣言行录》编成。八朝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朱熹认为“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摄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

   同年冬十月,《西铭解义》成。该书注解了北宋理学家张载重要的理学著作《西铭》。《西铭》原为《正蒙·乾称篇》的一部分,张载曾于学堂双牖各录《乾称篇》的一部分。左书《砭愚》,右书《订顽》。后程颐将《砭愚》改称《东铭》,将《订顽》改称《西铭》。朱熹又把《西铭》从《乾称篇》中分出,加以注释,使成为独立一篇,即《西铭解义》。《西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把全宇宙看成一个大家庭,要求仁人爱物。朱熹在著述此书的前一年曾经力倡社仓法,并在著述之地——崇安五夫里躬亲推行。由此可见他的“仁人爱物”之心不仅仅是口头讲讲而已。

  乾道九年(1173年),44岁。这年朱熹守母制已满,遂回崇安五夫里家中从事著述,成果卓著。这年,他写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程氏外书》、《伊洛渊源录》等书。《太极图解》是朱熹对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发挥,后成为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太极图说》仅250余字,是周敦颐对他自己所绘的“太极图”的说明。此图乃他利用道士的修炼之图改为天地万物生成之图式。他认为有象有形的二气和万物,都出于原始、绝对的实体“太极”,而“太极”就是无形无象的“无极”,由它产生出阴阳五行和宇宙间万事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是一种“有生于无”的客观唯心主义。《通书解》是朱熹对周敦颐所著《通书》的诠释。《通书》共四十章,许多地方直接引用《易经》并加以发挥。其中心观念是“诚”。“诚”包括天道和人性两重意义,为人生最高准则。《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关于理学源流的记述,是最早的理学史著作,为理学的开创及传衍明确了历史统绪。此书记载二程思想最详,并推其学派为理学正宗。《程氏外书》是朱熹继五年前完成之《程氏遗书》而补编成的另一部程氏著作。

  淳熙元年(1174年),45岁。编撰《古今家祭礼》和《大学中庸章句》、《大学或问》。

  淳熙二年(1175年),46岁。朱熹与来访的吕祖谦在建阳寒泉精舍共编《近思录》。这是一部读“四君子”之全书的撷英之作。“四君子”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即理学发展初期的濂、洛、关派诸大儒。

  淳熙四年(1177年),48岁,夏六月,《论孟集注·或问》成,冬十月《诗集传》成而序之。本年《周易本义》成。

  朱熹自同安任满归家直至第二次宦游——知江西南康军,其间奉祠在家整整20年,竭尽全力地为阐扬理学而著述不已。从这些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晚年集理学大成之《四书章句集注》最后定稿本已酝酿成熟。《四书章句集注》各个分本的草稿、初稿也已初具胚胎。

  淳熙五年(1178年),49岁。秋,朱熹第二次出山,涉迹官场,知南康军。《朱子年谱》对此有记载:“六年(指淳熙六年)春,启行。至(江西)铅山俟命。陆九龄来访,朱熹作诗和其兄弟(指陆九龄、陆九渊)三年前鹅湖之韵。”诗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收集》卷四)三月晦,到达南康县住所。冬,复建白鹿洞书院,作《白鹿洞书院揭示》。

  淳熙八年(1181年),52岁。春二月,陆九渊自金溪来,到朱熹的住所,朱熹对这位学术上的反对派待之成礼。升白鹿洞书院讲席,讲君子小人喻义利章。闰三月,解绶东归,四到故乡武夷山。秋,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淳熙九年(1182年),53岁。正月,浙东永康学派的首领陈亮(同甫)到衢婺间访问朱熹,与之展开学术上的论辩,旬日而别。朱熹亦去永康访陈亮,自此迄至淳熙十四年的五年之间,两人书信往复,互相辩难。

  这一年,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积极进行救灾工作。他巡历浙江东路各州县,赈济灾民,撤换了一批救灾不力或有不法行为的下属官员,接着坐镇台州,弹劾原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一个月中连上六状,志在必得。但由于唐仲友与宰相王淮有姻亲关系,受到庇护,朱熹反遭弹劾,遂愤而辞职,返回武夷山,着手筹建武夷精舍。

  淳熙十年癸卯(1183年),54岁。春,差主管台州崇道观,但未到任,在武夷山祠禄养亲。本年四月,在武夷山五曲溪畔兴建的“武夷精舍”落成。盛夏季节,学友门人应朱熹之约,盛会于武夷精舍。

  武夷精舍落成后,朱熹专心致志地在山中讲学授徒,不间断的时间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又两次被任命为祠官,即54岁时差主管台州崇道观;59岁时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崇福宫,但他都未到任所,仅在家乡武夷山奉祠食禄。四年内的著作有《易学启蒙》、《孝经刊误》、《小学》、《小学题辞》等书。他在武夷精舍教学中,着重向学生讲授他二十年反复修改阐述的四书章句。授课之余,他又反复把所讲授的四书集句推敲修改,使这部著述的草稿日益完备。在此期间(淳熙十四至十五年)与陆九龄、陆九渊以及浙江永康派学者陈亮展开学术上的争论。《朱子年谱》载:“朱熹尝言,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

  淳熙十六年(1189年),60岁。朱熹暂时告别了从教四年的武夷精舍,准备赴漳州任知州。

  淳熙十七年(1190年),61岁。夏四月,朱熹到达漳州任内,刊行四经(《易本义》、《诗集传》、《书传》、《春秋传》)和在武夷精舍定稿的《四书章句集注》。

  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62岁。长子朱塾病逝,朱熹因政事受挫,心灰意冷,遂以料理长子朱塾丧事为由,要求辞职奉祠,获准。这年五月回建阳料理长子朱塾的丧事,寓居徐市,并着手筹划从武夷山迁居建阳考亭事宜,以实现亡父朱松生前曾嘱托的定居考亭的意愿。

  绍熙三年(1192年),63岁。据《朱子年谱》记载:朱熹“始筑室于建阳之考亭”。前此不久,他曾写信给好友吴伯丰,说到迁居之事:“此间(指考亭)寓居近市,人事应接倍于山间。今不复成回(武夷山)五夫,现就此谋人居,已买得人旧房,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书楼,更旬可毕工也。”迁居时,朱熹在武夷山亲撰《告家庙文》,委婉、悲愤地申述了迁居的原因:“熹罪戾于天,幼失所怙,只奉遗训,往依诸刘(指到武夷山五夫里投奔刘子羽、刘子翚兄弟和刘勉之)卜葬卜居,亦既累岁,时移岁改,存殁未安,乃眷此乡。性亦皇考所爱赏而欲卜之地。今既定宅,敢虔告,以妥祖考之灵。”

  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65岁。任潭州(今长沙)知州和荆南安抚史。同年七月,奉召赴临安,拟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读,因得罪权臣韩侘胄, 遂未任新职而罢归。同年十一月回到建阳考亭。从此真正息影山林,再未任职。

  庆元二年(1196年),67岁。朱熹受到“庆元党祸”的突然袭击,使晚年平静如水的著述讲学生涯掀起了波浪。

  这年二月,右正言刘德秀向宁宗皇帝奏申禁伪学。这是朱熹的政敌——韩侘胄 之流“党同伐异”的一支毒箭。他们把朱熹及其学友、门人所共同创立的道学——考亭派诬为伪学。“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此前一年,韩侘胄 的党徒就公然宣称:“以道学自之,则有何罪!当名之‘伪’!” 伪学之禁由此而起。它又称为“庆元党禁”。

  党祸伊始,朱熹身受其害,罢了祠禄,他的高徒蔡元定被迫徙(湖南)道州编管(即今之管制),连朱熹居住地——建阳的县令也被株连,被降级使用,永世不得作地方行政长官。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的名字赫然列入五十九个伪学党人籍中的第五名。在他名字前,是相当于丞相职位的四人: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

  伪学严禁期间,朱熹始终坚持在考亭讲学著述。风声紧逼,他应学友、门徒之请,外出讲学、游览,实则避祸,足迹遍及古田、泰宁、福州等处,留下许多不署名的翰墨。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运交华盖时仍然牵挂着武夷山,萦怀着曾经寓40年的五夫里,思念埋葬在五夫里的严父,为此,他在困顿中,仍然到崇安五夫里为其父迁墓到下梅寂历山。他在逝世前一年(庆元五年,1199年)所撰写的《朱松行状》云:“乃奉而迁武夷乡下梅寂历山中峰僧舍之北。”足证他临危而不改孝心。

  在避祸的前后六年中,朱熹数次重返武夷山,详列年表如下:

  绍熙五年(1194年),65岁。朱熹重返武夷精舍。当时,他迁居建阳已有两年。同年九月,朱熹因得罪了权臣韩侘胄, 被罢了焕章阁待制和皇帝侍讲的官职,由门人从京城送归武夷。据《宋元学案》卷六十九记载:“朱子适忤韩侘胄归, (崇安张崇说)先生率僚友送诸武夷,会于(武夷)精舍,朱子为之张饮,尽欢,而书《乐府》一阕,命门人歌以赠。”朱熹所写的《乐府》内容惜未流传,亦未见《朱子文集》有此类诗歌以资参证,但从引文中的即席赋诗,引吭高歌,尽醉而欢的情景以及联系到“忤韩罢归”的背景来管窥他当时的心态,应该说朱熹是异常愤懑和不平的。另据《文艺知识大全》诠释,唐朝以后所兴起的新乐府运动是一些有识之士利用文学来揭露和批判现实的一种流派。朱熹当时所书《乐府诗》当属抨击权臣的诗作。

  同年,朱熹在武夷含愤构思《水调歌头·沧洲歌》,并斟酌成篇。《水调歌头·沧洲歌》是朱熹晚年的一首著名词作,它寄托了作者壮志未酬,祸福无常,无意功名,有志立言的宏愿。从词作最后五个字的“吾道付沧洲”看来,当写于绍熙三年(1192年)在建阳创建沧洲精舍之后。从词的内容来分析,还可断定是被罢了皇帝侍讲之后。至于构思成篇的地点,当认定是在崇安,因为民国《福建通志·金石志》(卷十一)载有“沧洲歌,在崇安。”词如下: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以鸱夷子,散发弄扁舟。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收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该志在注释中还写到:“《孙氏访碑录》云:(该碑系)朱子书。无年月。”由此足可认定此词系朱熹在武夷山之时所作。这首词表达了作者不满权臣充斥朝廷而欲献身继孔孟之绝学的意愿。

  庆元元年(1195年),66岁。朱熹避祸到武夷山中,在冲佑观的观妙堂题壁明志。这一年。“伪学”虽尚未正式诏令禁止。但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是年,朱熹好友赵汝愚已被黜罢相。朱熹当时从建阳考亭回到“老家”武夷山,在冲佑观的观妙堂重刻先贤之诗,并题壁抒怀,《福建通志·金石志》卷十一载:“观妙堂李逊诗刻”在崇安,庆元元年。

  人间何地寄衰翁,偶到神仙一隅中。

  可是仙居谢圃客,船头何处避刚风。

  溪口回舟未忍移,净坊听雨坐题诗。

  余龄尚有寻真路,试与披云问风儿。

  观妙东楹李公侍郎遗墨,语意清婉,字画遒劲,每至其下,辄讽玩不能去,然岁久剥裂,又适当设帐处,后数十年当不复可读矣!别为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间,庶几来者得以想见前辈风度。李公弥逊,时以力抵和议出守临漳云。庆元乙卯正月甲庚朱熹书。

  上述引文上半部分是李弥逊的原诗。李弥逊(1085-1153)年长朱熹45岁,也曾出守过漳州,当时朱熹还是孩提,而朱熹知漳州时,李弥逊已逝世了37年,宜乎朱熹称之为“前辈”。李之诗作,清婉中显见怨怒。朱熹只称其“清婉”,或系讳言之故。李弥逊是当时著名的爱国官吏。宣和末年,知冀州,时金兵犯河北,他率兵北守,邀击其游击。靖康二年(1127年)协助李纲平定建康周德叛乱。绍兴年间,朝廷与金和议,他力陈不可,因不满秦桧投降,多次上疏乞归田,遂知瑞州、漳州。绍兴十年(1140年)归隐连江西山。十二年(1142年)以阻和议落职。

  上述引文下半部分是朱熹的“读诗之感想”。文中极力赞赏诗作,并褒扬其诗如其人,“得以想见前辈风度”。的确,李弥逊在投降派当权时屡遭贬谪,几无容身之地。“人间何地寄衰翁?”结论只能是:人间无处栖身,即使偶然来到仙境,而仙境却谢绝凡人,只得依依难舍地回归凡界,但逆风凛冽,怎能避开而免祸呢?

  朱熹联想到自己当时的处境,不禁感慨万千,“辄讽玩不能去”,遂用心摹刻后交付道士,“使陷置壁间”,其意不言自明。

  庆元年间(1198年),68岁。朱熹重返武夷五夫里迁葬父墓至寂历山。

  庆元党禁期间(1195-1200年),66-71岁,朱熹仍经常在武夷精舍讲学授徒。

  庆元党禁时,朱熹经常从建阳考亭的“沧州精舍”来归“武夷精舍”著述和讲学。对此,志书和一些书籍均有记载。如明朝徐表然的《武夷志略》载:“刘火仑与弟炳同学于朱子。庆元中,伪学禁兴,(刘氏兄弟)于武夷精舍旁建云庄山房,从朱子游。”《宋元学案》卷六十四也有记载:“辅广,字汉卿……(去武夷)问学于朱文公,留三月而后返。秋塘陈善有诗送之曰:‘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言其用志坚苦也。伪学禁严,学徒多避去,先生不为动。”

  武夷精舍构建于庆元党禁前的十余年(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迁居建阳考亭之后,因忙于兴办沧州精舍,就把武夷精舍之事交给了门徒,但教学之举仍然不辍。庆元党禁后,涉嫌伪学者均不得奢望于举子业,而朱熹和门生们却不畏权势,宁肯放弃功名,也不肯放弃圣人之学。在党禁风声颇为紧张时,有人劝朱熹遣散学生关闭精舍,朱熹一笑置之。他不仅坚持在沧州办学,而且还经常到武夷精舍讲学。这足以说明他蔑视权臣、立志圣贤之学决心是坚定的。而他的学生在师长的激励下也多顶住了庆元党禁的高压,乐于从朱子交游。如前所述的刘火仑,在庆元党禁期间,他为继续向朱熹求教,甚至放弃官职,“迁连城令,改知闽县。伪学禁兴,归武夷山讲道读书,筑云庄山房,为终老之计。”(《宋元学案》卷六十九)

  庆元年间(1196-1199),67-70岁。朱熹完成《楚辞集注》及其“后语”、“辨正”。

  朱熹的楚辞研究系列《集注》、《后语》、《辨正》均著于庆元年间,这在《朱熹年谱》中均有记载,而写作的地点可断定为武夷山,因有南宋蔡哲《次朱夫子九曲棹歌原韵》为证:“五曲水溪秀且奇,就中佳趣有谁知?紫阳可识能清赏,夜拥寒炉注《楚辞》。”朱熹在武夷山写成《楚辞集注》,花费的时间较长,他自己在《楚辞集注序》里,曾经表明写作该书时特别注重在发明屈原微义。在《楚辞》的《离骚》篇里,屈原把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高尚的品质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表达得淋淳尽致。在集注《楚辞》时,朱熹联系到晚年的遭际,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为此,《紫阳朱氏宗谱》中写道:“时朝廷治(伪学)党人方急,丞相赵公(汝愚)谪死于永,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因注《楚辞》以见志。“

  朱熹逝世前所写的《楚辞集注》的确是一部忧时之作。如果联系到他青年时代酷爱《离骚》,推崇屈原的事实来看,就更可以看出他的人品的过人之处。《紫阳朱氏宗谱》记载了他于21岁回徽州婺源祭祖扫墓时与乡人饮酒畅谈的情况:“时方酣,坐客以次歌诵,朱子独歌《离骚》经一章,音吐洪畅,坐客竦然。”歌为心声,言为心声,朱熹少年时独歌《离骚》和垂暮之年集注《楚辞》都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愤慨之情,前者对秦桧误国十分愤怒,后者对韩侘胄擅权则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

  庆元六年(1200年),71岁。三月初,朱熹病情恶化,但仍坚持著述和授徒,晚上继续给精舍学生讲课,经常到半夜才休息。三月初七,在他病体奄奄一息之际,幼子朱在从武夷山麓五夫里赶来探视。初八日,朱熹进入弥留状态,精舍学子多人来探望,并含泪向师诀别,朱熹在遗书中,反复交代子婿们继续编著《礼书》等。初九午时初刻,朱熹溘然长逝,享年71岁。

  绍熙元年(120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朱熹葬仪在建阳隆重举行。江、浙诸地经武夷山通往建阳墓地的吊客包括学友和生徒等络绎不绝。特别是与福建武夷山毗邻的铅山(上饶)一带,聚集着更多的吊客。韩侘胄党徒草木皆兵, 极力拦阻。右正言施康年上奏说:“四方伪徒,聚于信上(即信州,今江西上饶),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长短,则谬议时政得失,乞下守臣约束。”但众吊客终于冲破封锁,经武夷山来到墓地送葬。伟大诗人陆游以极其沉痛的哀思,遥寄祭文。文曰:“捐百世起九原之思,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忘,庶其歆飨。”

  嘉庆元年(1208年),朝廷终于在朱熹逝世八年之后追赠他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恩加通议大夫。又三年,朝廷废止伪学之禁,并以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改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下诏配祀孔庙。

  庆元学禁解除以后,朱熹被谥为“文公”,与周敦颐的“元公”、程颢的“纯公”、程颐的“正公”、张载的“明公”、张栻的“宣公”并列,极为统治者所尊崇。 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朱熹的地位不断上升。从元朝起,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学的经学注释,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清朝学者全祖望从学术史的角度高度赞扬了朱熹,说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为朱熹的学术地位作了鉴定。

  

  l 斑斓陆离的瑰宝------朱子遗迹

  武夷山,聚宝荟珍之地。古来管辖它的州府——建州(今建瓯县),曾拥有西周最古老的甬钟,铜锈斑斑,堪称国宝。而汇集于武夷山中和它周遭的朱子遗迹,启先哲之睿智,发后人之幽思,古趣盎然,叹为观止。这些遗迹虽有颓败倾圯之嫌,但并不降低它的文物价值,反而倍增岁月沧桑之感。破残的众多的朱子遗迹,犹如西周甬钟上斑斓陆离的铜绿锈斑,不忍遽然揩拭,它们的珍贵之处在于记录了历史的真面貌,记录了朱子理学的萌发和发展的全过程。  

  1、朱子巷

  朱子进入武夷山的第一巷,民间俗称朱始巷。它是五夫里(现为五夫镇)五夫街一条叉巷,始建于五代十国南唐时代(约930-950年),距今1000多年。

  这一条小巷原来没有巷名,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遵亡父朱松遗命,从建安(今建瓯)迁居崇安五夫里府前村,受业于武夷山籍的著名学者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的门下。这几位长者都倾力培植朱熹,特别是死后被谥为文靖公的刘子翚更是竭其平生所学,教诲朱熹矢志攻读。朱熹功成名就之后,还长期居住在五夫里屏山下的紫阳楼,潜心著述和倾力执教。他寓居五夫里40余年,曾写下了感情充沛的诗句:“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纵然村墟近,未惬心期幽。”的确,从府前村前往五夫古街的村墟,不过里许,近在一箭之间,但朱熹却很少涉趣其间。喧嚣的市尘,巍峨的建筑,都未能使他惬意忘情,但他也不是足不离户。刚定居于五夫里之时,他经常负箧前去咫尺之地的鹅子峰麓,向岳父兼师长的刘勉之求教,或去相距不远的籍溪之畔,在文定书堂向一代名儒胡安国之子胡宪受道(朱熹后来曾说过:“从三君游,而事籍溪先生为久。”)

  他还经常携徒探友,寻幽问道,每次外出时都要经过这小巷,竟达数万次之多。后人为怀念这位理学集大成的大儒,遂将这条小巷称为朱子巷,借以表达朱熹始经此处得使陋巷生辉的殊荣。

  这条巷子,起自现在武夷山市五夫影剧院的门右,经大坪过农贸市场后侧,直至五夫里老街中和坊(古名)。它是中和坊与儒林坊(古名)的交界线,上行是中和坊,下行是儒林场,全长共300余米。由于时代的变迁,现仅留138米的一段。巷子路面全用鹅卵石铺成,巷形三曲,两侧为古屋高墙所夹持,颇具古巷韵味。游人行进其中,兴趣盎然。

  五夫镇的居民,对朱子怀有特殊的敬仰之情。他们尽力保护此条大巷,让它保持其完整原貌,不改当年旧观。美籍华裔著名学者陈荣捷瞻仰朱子故居时,特业此巷考察,亲自丈量古巷宽度,并热心向海外学者介绍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史实:宏博如海洋的朱子学竟诞生于狭小的陋巷中,这也许是“泰山不弃细石,江河不拒涓流”的朴素辩证法吧!

  

  2、兴贤古街

  兴贤古街是一条古文化街。它如今已成为人们集中瞻仰朱熹及其先辈功业的一个好去处,也成高层次的武夷文化旅游的一处胜地。1985年以来,中国国际旅行社武夷山支社就曾组织海内外学者进行数次朱子遗迹考察旅游。中外学者兼游客徜徉于这条古趣盎然的街道上,浏览质朴的宅居,品尝清冽的古井水,仰视精巧的石坊门,欣赏细缕的石砖刻,仿佛追随先贤入理学的玄机妙境。

  兴贤古街,由籍溪坊、中和坊、儒林坊、朱至坊、紫阳坊、双溪坊等六个街坊组成,始自五虹桥,终至文献桥(又名双龙桥),全长1000余米。它是武夷山市五夫镇所在地的一条古老街道。

  这条古街,早在中晚唐自刘氏家族迁居五夫里时,即具雏形。到了宋代开始兴旺,特别在南宋后期,胡家、刘家诸贤以及由朱熹相继成名之后,更趋于鼎盛时期。当时已是店铺商肆密布,名人学者云集。这条古街,虽经1000余年的世故沧桑,至今尚保留着许多古代特别是宋代时期的风格建筑,并遗下极古朴淳厚的民风俗习。

  街中牌坊林立,石坊门上分别镌刻着“崇东首善”、“五夫荟萃”、“天地钟秀”、“籍溪胜境”、“紫阳流风”、“三峰鼎峙”、“三市街”、“过化处”、“天南道国”、“邹鲁渊源”等历史名人手书的横额,并耸立着“兴贤书院”、“刘氏家祠”、“刘氏节孝坊”、“朱子社仓”、“彭氏节孝坊”、“张璘百岁坊”和朱子巷、五贤井等处建筑及古迹。街面蜿蜒曲折,古意盎然。五贤井是五口井,分别在五个古街的左侧,井水泉涌不辍,仍为今人所饮用,水味甘冽爽口,冬暖夏凉,令人称绝。

  兴贤古街的石坊门于1992年12月22日经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列为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紫阳楼遗址

  紫阳楼,又名紫阳书堂、紫阳书室,朱熹从15岁起在此定居,一直到晚年迁居建阳为止,共50年整。它位于武夷山市五夫镇东面的府前村首,始建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是朱熹的义父刘子羽为朱熹母子建造的,历代屡经修建。后毁于民国,现尚存遗址。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父亲朱松临终前,曾遗书武夷山籍的生前好友刘子羽把抚养朱熹长大成人的重任托付给他,同时并亲嘱朱熹母子前往依附刘子羽。朱熹遵亡父之命,奉母迁居,前来武夷山麓的五夫里定居。刘子羽为不负好友的重托,遂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在自己宅旁造了一所宅居。“朱子故宅在内五夫里潭溪之上,屏山之对”[明戴铣《朱子实记》卷七]。安置妥善之后,刘子羽曾致书友人,叙述为朱熹母子构筑宅居的经过。“少傅手书与白水刘致中云:‘于绯溪(即潭溪)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妥善地安置了朱熹母子的生活起居。

  这居室地处群峰叠翠的屏山脚下,碧水潺流的潭溪之滨。屋前一片青翠扶疏的毛竹,间杂着数株高大挺拨的松桂;屋后几畦青圃镶嵌着半亩方塘,传说朱熹幼年在此若读时无意之间瞥见方塘中的云彩映衬着消瘦的人影,不禁有感于衷,遂作《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宅居周围古树参天,山明水秀,荷塘莲花,映日盛放,印证着理学先辈周敦颐所赞誉的理学家的崇高人品。这里实在是一处潜心攻书的胜地。朱熹40年后迁离五夫里,还恋恋不忘这处旧居,他在《怀潭溪旧居》诗里写道:“忆往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虽非水抱山环地,却是冬温夏冷天。绕舍扶疏千个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谁教失计东迁谬,惫卧西窗日满川。”(《朱文公文集》卷九),怀念旧居的思绪跃然纸上。

  紫阳楼的构筑格式庄重典雅,青砖素瓦,一楹两进。前进为朱熹书斋及寝室,朱熹为不忘父志,将寝室命名“韦斋”,是以父号取名,将书房命名“晦堂”。中堂悬匾曰“紫阳书室”,亦是表示不忘故土,将其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的紫阳山为居室之称。这匾还是朱熹老师刘子翚的亲笔所书。朱熹亲自撰写了《名堂室记》,以示“不敢忘先君之志”。

  朱熹逝世之后,其名远播,故宅遂成为文化遗迹。紫阳楼历经数代,都得到修葺整建,但于民国初年毁于兵燹。民国十七年(1928年)崇安人詹继良等根据清光绪《刘氏宗谱》卷一《纱帽山(即屏山)下府前祖基形图》里“紫阳楼,朱文公读书体注之所”的方位,重新修建紫阳楼。可惜后又被毁。现在仅见断垣残壁,遗址仍可寻见。其近旁尚有朱熹当年汲水之井,名为“灵泉”,这从朱熹《怀潭溪旧居》中的诗句“傍崖寒冽一泓泉”可资佐证。灵泉井又称飞龙井。水清如镜,甘冽冠全五夫之井水,村人饮用至今,虽大旱之时,犹涌泉不涸。

  紫阳楼遗址于1992年12月22日经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列为第四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屏山书院

  屏山书院是朱熹幼年从师苦读的学堂。它座落在五夫里屏山麓,即今之五夫乡府前村,肇建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创始人为朱熹的启蒙老师刘子翚,因他号屏山,故书院也以屏山名之。

  刘子翚,字彦冲,自号病翁,生于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逝于南宋绍兴十六年(1147年)。他是南宋时期一位颇有造诣的理学家和爱国诗人,精于文学、理学,其诗的风格明朗、清澈,其中尤以忧忿国事之作更为优秀。他的父亲刘韐,曾任河北河东宣抚副使,在靖康之难中殉节,国恨家仇激起他的无穷愤怒,遂写下《汴京记事》诗二十首,一时流传大江南北,名声大扬。建炎二年(1128年),年已27年岁的刘子翚,怀着一颗报国之心,以荫袭出任兴化军通判,在任三载,政绩优显,但当时仁途黑暗,世事纷扰,加之因伤父为国死难悲愤成疾,故弃官归里,不问朝政,隐居屏山之下,潜心于讲学,致力教育事业。从此不复踏入仁途,在五夫里家居近旁,建起屏山书塾。

  据《刘氏家谱》记载,书塾创始之初,刘子翚效法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学宗旨,仅以乡里子弟为主,不论贫富,凡来就学者均予收授,故颇得乡人称赞,“入学生徒颇众”。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秉承先父遗命,奉母自建安南溪精舍北迁武夷山五夫里,前来依托刘子翚之兄刘子羽。刘子羽为南宋抗金名臣,官至谏议大夫,赠少傅,谥忠定。当时为秦桧所排挤罢归五夫,闲居在家。他筑室安顿好朱子母子后,即将教育培养朱熹的重任托付给刘子翚。刘子翚见朱熹聪敏过人,能成大器,故十分乐意地收下这个学生,并以亲子侄之情倾力教诲。一些敏悟的少年纷纷慕名前来就学,致使书塾容纳不下众多学生。因此他又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扩建书塾,定名为“屏山书院”。书院规模宏伟宽敞,内有“复斋”、“艮斋”等书室,取“不远复”和“怀念东北”之意。并配有膳食起居之所,以便远方前来就读学生。当时,不但“乡人子弟均聚而学”(《刘氏家谱六经堂录》),且四方“后生来问学者,随其气质,开示为学。”(《朱文公集》卷《跋刘病翁先生家书遗贴文》)他在教授学生时,常常是“教语认学,终日无倦”[《刘氏家谱·序》]。在屏山书院肄业后成为名人学者的有黄铢、刘珙以及方士繇和魏了翁等。

  屏山书院初建于屏山下的桂岩傍,前临潭溪之傍的海棠洲,背靠屏山脚下郁郁苍苍松桂林,环境极其秀丽清幽。当时刘子翚为其美丽环境写诗道:“春林绕舍青,门馆终日静。吾心乐有余,所寓皆胜境。更凿庭下池,溶溶浸山影”。《五夫里志》收录了这首逼真描述屏山书院清净环境的诗歌。

  《刘氏宗谱》还记载:淳祐二年(1242年)刘子翚逝世近百年后,朝廷为褒扬他的教育业绩,特钦命兴建屏山书院,使它由私创书院成为国学,进一步扩大了屏山书院的建筑规模。当时按正规书院扩建,门前有坊,入门有庑,回廊曲折,屋分三进。正门悬朱熹撰书的“屏山书院”四个大金字的匾额,内设杏坛、书庑、六经堂,东为“夏斋”,西为“蒙斋”、书坊以及膳厅、伙房等,庄重雄伟。元初毁于战乱。明初洪武二年(1369年)再建,以后又多次修葺,最后毁于民国初年,现遗址尚可寻。遗址之旁,野草芬菲,古木参天,书院的残垣断壁依稀可寻,引人怀思不已。

  屏山书院遗址于1992年12月22日经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列为第四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朱松之墓

  朱熹定居武夷山初期,第一件大事就是安葬亡父朱松。

  朱松之墓座落于武夷山市武夷乡下梅村寂历山上。墓地周围,古杉环绕,飞泉飘洒,一片灵气。朱熹最后迁移父墓至此安葬时的墓碑已经圯毁,现存有朱松第十□世孙朱凌重立的墓碑,中楷书“显祖朱献靖公墓”,落款为“十□世孙朱凌拜立。”

  墓南为古庙中峰寺。“唐景福元年(892年)建,明朝正统五年(1440年)重建”。[《建宁府志》卷十九]可见在朱松迁葬之前,此地即颇负盛名。武夷山籍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在幼年时曾经多次到此游览访古。诗人稚拙天真而才气横溢的少年诗作《题中峰寺》,至今尚为武夷山游客所津津乐道,为朱松墓增添了无穷的旨趣。诗曰:

  扳萝蹑石路崔嵬,千万峰中梵室开。

  僧向半天为世界,眼看平地起风雷。

  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清流入槛来。

  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

  (清康熙《崇安县志》艺术篇)

  朱松墓如今保存完好,中峰寺也古貌犹存,是武夷山风景区的一个重要外围景点。

  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同上舍出身,宝和五年(1123年),诠试迪功郎,授政和县尉。这年中秋,全家迁到政和县。朱松的父亲朱森、弟弟朱槔也一起同往。朱松在政和县尉任内,于县署后面整理出一间房子作书室。他“自知卞急害道”,固取古人因性急佩韦可以自缓的典故,取室名为“韦斋”。到政和县任职后,他重视兴办教育,创办星溪书院与云根书院,亲自讲学督课。他又是一位笃于道义、刻苦钻研学问的人。到达政和不久,得知浦城萧凯从学杨时归来,便特到浦城拜萧凯为师。后又从延平(今南平)罗从彦学,并与延平的李侗,崇安的胡宪、刘子翚、刘勉之等结为好友。朱熹在《朱公行状》中说,朱松“得浦城萧公凯子庄、剑浦罗公彦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建炎二年(1128年),朱松调任尤溪县尉,仅任职七个月,便调离尤溪。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摄泉州石井镇。建炎四年(1130年)为避战乱,买舟携眷迁入尤溪,寓郑氏草堂。这年九月十五日,朱熹在此降生。绍兴四年(1134年)召试除秘书省正字。不久,因母丧,回家守制。绍兴元年(1136年),朱松携七岁的朱熹移居建州,服除,历官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史馆校勘等职。秦桧当权,决策议和,他以吏部郎上书力谏和议。绍兴十年(1140年)受贬出任饶州,他不愿赴任,自请任祠职在建州闲居,日以读书和课子为乐。绍兴十三年(1143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建瓯环溪精舍,年47岁。著作有《韦斋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卒后赠通议大夫。元至年间(1341-1368年)追赠献靖,明熹靖年间从祀启圣祠。

  朱松逝世前,把后事托付给崇安好友刘子羽。一年后(1144年),15岁的朱熹怀着失怙之痛,随母来到崇安县五夫里投靠父执刘子羽,同时,扶送父亲朱松之灵柩安葬于定居之地——五夫里西塔山。建宁府志载:“按熹年谱云,绍兴十四年(1144年)葬韦斋于西塔山。”又载:“又考庆元五年撰松行状云,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崇安县之五夫。”(《嘉靖建宁府志》卷二十)由此可证,朱松之墓原在五夫里(今五夫镇西塔山)

  乾道六年(1170年)七月,朱母亡故,孝心昭昭的朱熹怀着双失怙恃之痛楚,夜不能寐。一日,忽然梦见亡父告诉他说,墓地潮湿,不宜安身,遂迁葬于内五夫之白水鹅子峰(又名金鹅峰)下。建宁府志载,第一次葬父于五夫里时,“时熹幼未更事,人地不详,惧体魄之不安,乾道六年,迁于白水之鹅峰山下。(嘉庆《建宁府志》卷二十)此地名人辈出,五代闽国的名相翁承赞曾在此定居,也诞生了北宋词人柳永、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璘以及刘勉之等名人,因而使位于五夫白水的这座名山声噪一时。白水附近有朱熹岳父刘勉之构筑的草堂,故刘勉之又称白水先生或草堂先生。鹅子峰上还有抗金名将吴玠、吴璘之墓。朱熹迁移父墓于此,用意应是借重名山名人,欲使终身不得志的亡父得到些微的慰藉,聊尽一片孝心。

  朱松墓最后迁葬至现今的寂历山上。

  1992年12月22日,经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朱松之墓被列为第四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仙洲山中的密庵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外围——五夫镇是朱熹幼年居住的地方。“五夫”古镇位于潭溪畔、屏山下。“忆昔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朱文公文集》卷九)朱熹寓居崇安县五夫里潭溪畔紫阳楼40多年的生涯中,经常偕友攀登邻近名山寻幽探胜。五夫里的仙洲山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仙洲山的密庵留下许多记游抒怀的诗篇。如《次韵宿密庵》、《游密庵》、《游密庵分韵赋诗得还字》、《游密庵分韵赋诗得绝字》(《朱文公文集》卷六)和《游密庵分韵赋诗得清字》、《游密庵分韵赋诗得空字》等数首(《朱文公文集》卷八)。在这些作品中,朱熹寓论于诗,把穷索理学的奥秘比喻为登山探险。如《游密庵分韵赋诗得还字》一诗吟道:

  我行得佳友,胜日寻名山。

  春山既妍秀,清溪亦潺湲。

  行行造禅扉,小憩腰脚顽。

  穷探意未已,理策重跻攀。

  不能把这首诗单纯地理解为一般的游山行吟作品。朱熹偕“佳友”并不满足于“春山妍秀”和“清溪潺湲”。他们还要“造禅扉”,独辟蹊径,扣开深奥的理学大门。他们还“穷探意未已,理策重跻攀”。这两句表面意思是“朱熹偕友游兴方浓,意味未尽,乃重新理装策杖,再度跻身势危路仄的岩壑,再度攀越巍耸难上的高峰。而言外之意却明显是苦索理学精髓,欲得其中三昧的涵义。

  当然,仙洲山和密庵的自然景观也是引人入胜的。据地方志记载,仙洲山有“两峰并峙,一尖一方,山顶有棋坪石,上有永丰寺密庵。”(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三)此庵建造的时间应在北宋。朱熹之所以多次偕友攀登山峰,因为密庵在峰峦清幽之处,旁有小溪萦绕,流水潺潺,瀑布直泻,是个赏心悦目、修身养性的好去处。有“昼寒、清湍、野鹤三亭”(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二十)。三亭今已荡然无存。方志又载:密庵,即报得庵,在(崇安)治东五夫里,宋胡寅命名,又匾其轩曰泉石庵,为邑之胜处,朱子及诸名人多题咏。(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六五《寺观·崇安》)足证当年密庵的知名度是相当高的。密庵虽然也因的年久失修,荡然无存,但密庵瀑布仍是千古长泻,汇入永恒的历史长河,而朱熹的七律《五夫密庵瀑布》,更把他晚年官场失意后埋头理学研究的心态永恒地留在诗史之中。这首诗这样写道:

  平生壮志浩未穷,老寄寒泉乱石中。

  闲去披襟弄清泚,静来合眼听玲珑。

  长知涧寺晴时雨,何必溪亭落晚风。

  吟断君侍自潇洒,此心端不限西东。

  细品全诗,不难领悟这样的诗意:朱熹青年时代的浩然壮志纵然难酬,但是晚年的著述、授徒的生涯却是潇洒自如的:既可以披襟当风,玩清泚以自诩;又可潜心静思,悟理性“听玲珑”,政治生涯的“晴雨”算得了什么,何必独坐溪亭嗟老叹贫,尽“落晚风”呃!看来,此诗写在朱熹丢了焕章阁侍读之后,所以他纵笔写道:“吟断君侍自潇洒,此心端不限西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朱熹“端不限西东”的悟理之心为祖国文化构编了囊括思想史、哲学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的灿烂篇章。

  

  7、三贤祠

  三贤祠位于武夷山风景区之山北名胜水帘洞的右侧,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祠内先是奉祀朱熹老师刘子翚的神主,后又增祀朱熹和刘甫的神位。

  刘子翚是南宋理学家、文学家,崇安五夫里人,他的父亲刘韐曾任河北、河东宣抚副使等要职,刘子翚少年时以父荫授承务郎。靖康之变后,其父刘韐出使金营被扣押,不屈自杀。当时刘子翚30岁,悲愤欲绝,从此厌于朝政。三年后任兴化军(今莆田)通判,不久,借病辞居武夷山,主管冲佑观,隐居在五夫的屏山书院潜心著述和讲学,世人称屏山先生。他曾专心教诲朱熹苦读成名,还携带朱熹在水帘洞讲学。朱熹曾称赞刘子翚是幼年受益最深的老师。刘子翚逝世之后被朝廷追谥为文靖公。他是五夫刘氏家族“三忠一文”之一。

  刘甫,字岳卿,崇安人,明朝徐表然的《武夷山志》载:“刘甫的父亲刘衡,字兼道,邑人。建炎初以勤王补官,从韩世忠败金兵于濠,累功迁秩,晚年弃官抱道武夷,筑小隐堂,与胡明仲(即胡寅)讲学讨论,时以诗酒自误,风晨月夕常吹铁笛,或慷慨舞剑,意气浩如也。”刘甫顺从父亲的遗愿,终身不仕。明代徐表然《武夷山志》还说他“事亲以孝,闻隐武夷山北水帘洞,朱文公与蔡西山(蔡元定)诸贤频诣其庐,讲明义理。尝约文公(指朱熹)结庐于五曲,未几卒。文公以诗哭之曰:‘曾说幽栖地,与君共接连。欲携邀月酒,同棹转鱼船。遽尔悲闻笛,真成叹绝弦。林狷催老泪,为子一潸然。”淳熙辛丑七年(1181年)朱熹和高足蔡元定等人曾应刘甫的邀请,重来此地游览,崖壁上曾留有朱熹手书的纪游题刻。文曰:“刘岳卿几叔招胡希圣、朱仲晦、梁文叔、吴茂实、蔡季通、冯作肃、陈君谟、饶廷老、任伯起来游。淳熙辛丑七年二十三日,仲晦书。”

  水帘洞留下了刘子翚、朱熹、刘甫讲学郊游的胜迹,从此为邑人所津津乐道。绍兴十七年(1147年),刘子翚逝世,邑人在洞内构建屏山先生祠,供奉刘子翚神主,朱熹亲题匾额“百世如见”。刘甫、朱熹逝世后,后人又增立这两位贤人神位于祠内配祀,邑人俗称为“三贤祠”。祠在“水帘洞内右,祀刘屏山子翚、朱晦翁熹、刘岳卿甫。”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五]清康熙年间,祠堂被泉州僧人景真倚仗势力占领,擅开茶行,为此激起民愤,申告官府。后由福建巡抚下令饬禁,恢复奉祀刘屏山,禁令刻在水帘洞左侧。

  三贤祠自南宋创建以来,历经八百余年,虽历经沧桑,祠堂几经圯毁,但由于摩崖石刻的官府饬令依然历历在目,所以旧址仍然多次重修,旧貌未改。至民国,三贤祠遭劫难。根据民国《崇安县新志》记载:“近由俗人改建三教堂,祀孔子、老子、释迦,殊为不伦,亟宜恢复旧观,以存古迹。”约在1943年,三教堂又恢复旧名三贤祠。三贤祠顶无覆瓦,倚靠外突的崖顶作为屋顶,风雨不侵,蔚为奇观。

  三贤祠之旁是武夷山山北有名的胜地——水帘洞。巨大的崖壁,拔地腾空,斜覆而去,气势十分壮观!两道流泉从崖顶奔泻下来,散成千条万缕,洒入底下浴龙池。架空飞泻的泉水,一经山风吹动,就化为无数细小的水珠。忽东忽西地飘荡开来,闪烁着晶莹夺目的光彩,恍如珠帘。前人就曾以“千丝不断摇珠箔,匹练长悬泻镜湖”这样的诗句,来描绘水帘的景色。

  三贤祠建筑仍存,但所祀神像及匾额等均不复见。祠堂现作为水帘洞茶室,水帘洞成为露天品茗的好去处。

  

  8、朱子社仓

  “朱子社仓”原名“五夫社仓”,初建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为朱熹首创并命名的一个民办社仓,因社仓之址座落在崇安县五夫里而得名。邑人为了纪念先贤朱熹这个惠民善政,遂改称“五夫社仓”为“朱子社仓”。社仓座落在崇安县五夫里籍溪坊(今五夫乡兴贤街)之凤凰巷内。

  五夫社仓竣工后,朱熹曾亲撰《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一文,追溯并记述创建这个社仓的始末。

  乾道四年(1168年)春夏之交,闽北建阳、崇安、浦城一带因灾情十分严重,年成荒馑,饥民骚动。朱熹是时在五夫屏山居里祠禄养亲。崇安知县诸葛廷瑞知朱熹之贤,诚邀他会同乡耆刘如愚共商乡里之救灾赈粜善举。朱熹力功里中豪富,发家中存粟,以平价赈济灾民;同时上书建宁知府徐嘉,请求发放常平粮仓(官仓)的存粮以应救灾急需,灾情遂得缓解。次年,朱熹慈母仙逝。在家守制的二三年内,他又先后上书给继任建宁知府的王淮、沈度,请予五夫建仓,他写给王淮的信中说:“天有不测之风云,今灾解,不可不料后复有前之事。粟偿之后,山民无益存之积,青黄不接之时,又要加倍息借贷于豪富。况官粟存仓,为法甚密,远水解不得近火,请予五夫建仓留赈,每年一赈一偿,又能易新以藏,实为一举二得之举。”给沈度的信中写道:“请仿古法为社仓以储之,不过出捐一岁之息,宜可办”。朱熹的惠政之举得到官府的支持。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追述道:“沈公从之,且命以钱六万助其役。于是得籍坂黄氏废地而鸠工度材焉。经始于七年(指乾道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为仓三亭一,门墙宇舍无一不备。”(《朱文公文集》卷七七)

  社仓竣工之后,朱熹又举荐里中较有德望之人刘复、刘德舆、刘琦、刘玶四人共同管理,制订了《仓规》,并取得了知福州府陈俊卿(前丞相)的支持。朱熹追述道:“方且相与讲求仓之利病,且为条约,会丞相清源公出镇兹土,入境问俗。予与诸君因得具以所为条约者,迎白于公。公以为便,则为出教,俾归揭之楣间,以视来者。”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社仓建成后,仓廒贮存盈满。从此,春夏青黄不接之时赈放,冬秋偿清存放,变官仓(常平仓)赈粜为民仓(社仓)赈济,大利于民。朱熹在写了《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之后还勒碑以志之。据《康熙崇安县志》还记载,竣工之日,朱熹还在仓壁上题了一首警诗:“度质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借以劝戒管理人员。

  五夫社仓建成受益后,建宁府争相仿效,相继建仓的有建阳长滩、大阐社仓。光泽、建宁、顺昌等地也先后建仓储粮。明嘉靖《建宁府志》载:“社仓,前贤创之,后人因之,皆惠政也。”五夫社仓建成十年之后,即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期内,因逢荒年,饥民遍野,饿殍遍地,遂奏事延和殿,向孝宗献策救灾。他列举在崇安五夫创办社仓之利,痛陈官仓之弊。孝宗褒奖他敢于直言,立即派他回浙东赶办救荒大事。朱熹不负上望,当年尽缓灾情,使饥民无断炊之忧。第二年,南宋朝廷将朱熹呈请施行的《社仓法》“颁诏行于诸府各州”。自此,五夫社仓因为开救荒之先河,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历代重修不辍,因而保存完好。最后一次修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朱熹裔孙、乡绅朱敬熙主其事。社仓大门外的匾额为“五夫社仓”四个砖雕大字,上款为“光绪已丑仲夏吉立”,下款为“花翎郎中朱敬熙建”。大门内为院落,供挑粮者歇息,约30余平方米。二门匾额为“朱子社仓”四个砖雕大字,上下款分别为“光绪己丑仲夏”和“裔孙朱敬熙建”。二门内即为粮仓,左右并列仓廒,可供存粮六七十万斤,仓廒两侧有宽敞通道,便于农民籴粜粮谷时过秤记帐。仓廒后面设有仓管人员宿舍。社仓面积约1400平方米。社仓的廒廪现仍为五夫镇粮站存粮之用。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友人、游客以及朱子学的研究者均争相访问、瞻仰社仓旧址,并发表了很多的游记和学术研究文章。前来访问考察的著名学者有美国陈荣捷教授、日本的成田知巳教授、我国的贺麟教授和刘述先教授(香港),以及1990年前来武夷山参加朱熹诞辰860周年纪念会暨国际朱子学研讨会的中外学者100余人,他们都为武夷山能够保存这么完整的“先儒经济盛迹”而感到惊讶。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建议下,武夷山市人民政府于1992年12月批准把它列为第四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刘公神道碑

  在武夷山武夷宫内,耸立着一块高3.7米、宽1.5米的巨碑,这就是1985年10月被列为福建省第二批省级重点保护文物之一的“刘公神道碑”。神道碑是旧时立在死者墓道前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石碑,用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刘公神道碑”就是记载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刘子羽的生平事迹的石碑。

  刘子羽(1096-1146),字彦修,崇安五夫里人,刘韐长子,少年随父驻防浙东,曾佐其父镇压方腊起义。金兵南侵,父子死守真定(今河北正定),于是出名,补将士郎,转宣教郎,代制东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以功转为朝议大夫,授直秘阁。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升秘阁修撰、池州知府,后改集英殿修撰,并与张浚密谋诛杀骄将范琼。张浚出任川陕宣抚处置司时,刘子羽被聘为参议军事。张浚力保四川,得力于刘子羽之功居多。绍兴二年(1132年),刘子羽任利州路经略使兼兴元府知府,为保川陕又屡立战功,使南宋半壁江山得以保存。后秦桧当朝,刘子羽不附和议,得罪了秦桧,于绍兴八年(1138年)罢归武夷。绍兴十六年(1146年),他含恨去世,葬于原籍五夫里的蟹坑。由于当时他得罪于投降派的权贵,所以丧仪简约,身后萧条,既没有谥号(“忠定公”是以后由孝宗封谥的),也未建立神道碑,甚至墓前的幼树已经长成大树,他的子孙仍然没能在他的长眠之地刻碑铭勋。对此,刘子羽的长子刘珙深感内疚,临死前不得不把立碑的夙愿托付好友朱熹。他在写给朱熹的遗书中说:“珙不孝,先父之墓木已拱,而碑未克立,盖有待也。今家国之仇未报,而珙衔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

  朱熹不负好友之托,亲撰并书写他的义父刘子羽的神道碑,并函请张浚之子、南宋著名学者张栻用篆书题写了碑额。在长达3725个字的碑文中,朱熹以酣畅的笔墨歌颂了崇安籍的抗金名将刘子羽协助南宋初年宰相张浚,开辟川陕第二战场,确保南宋半壁江山的军功和政绩,列举了他和崇安籍抗金名将吴玠、吴璘兄弟浴血保卫四川的几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事迹,歌颂了刘氏祖孙三代英勇抗金的功勋。碑文文字精练明快,情感深沉,是一篇传记文学的佳作。

  崇安的五夫在宋代是人才荟萃之地,刘氏家族长期以来在崇安五夫繁衍、生息,有“三忠一文”之美谥。“三忠”即刘子羽之父刘韐、刘子羽和刘子羽之子刘珙。刘氏祖孙三代有功于宋室。刘韐死节于靖康之难,谥为忠显公。刘子羽及子刘珙死后也先后谥为忠定公和忠肃公。“一文”指刘子羽之弟刘子翚。他曾受朱熹之父朱松的生前吣咐,教诲朱熹成名,死后追谥为文靖公。“三忠一文”的家学渊源使朱熹受益非浅。朱熹成名之后,对刘家感恩不尽,并对刘子羽身遭秦桧等奸臣迫害深感愤慨。他受刘珙重托之后,立即筹建刘子羽神道碑。这一年,岳飞已被追谥为“武穆”,主战派得势,立碑时机已渐趋成熟。朱熹遂不失时宜地在崇安五夫里探研刘氏族谱,并按照其师刘子翚撰写的刘子羽行状写就了神道碑文草稿。第二年(1179年)春,他赴江西南康军任职,在公务繁忙之余还再三斟酌修改碑文稿,然后恭笔楷书,鸠工勒石。神道碑竣工后运往崇安五夫里,竖立在刘子羽墓前,面对着朱熹寓居的府前村刘宅,迄今已有800多年。之后,因墓地失修圯毁,神道碑倒塌,濒临断裂湮没之危险。为拯救珍贵之物,崇安县政府于1981年将此碑移置武夷山风景区中心点的武夷宫,以供中外游客观赏和研究。

  刘公神道碑全称为“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篆额作者张栻曾任武夷冲佑观提举,对刘氏家族颇为景仰,过从甚密,书写碑额时寓情于笔墨,功力自是不凡。朱熹手书的楷书,字体端庄清俊,笔画遒劲挺拔,是迄今传世的朱熹手迹中字数最多的书法珍品。朱熹、张栻均为南宋书法家。两位大师精心合作的佳作,是我们研究宋史和宋代书法的重要资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10、武夷精舍故址

  武夷精舍在武夷山的隐屏山下,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于淳熙十年(1183年)亲自擘划、营建的一所书院。这是武夷山的一大建筑,人称“武夷之巨观”。

  构筑武夷精舍的缘起应追溯到淳熙五年(1178年)。这一年初秋,朱熹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共游武夷时,只见九曲溪旋绕曲折,隐屏峰下云气流动,顿觉耳目一新,因而萌发出“眷焉此家山”和“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双琼瑶,茅茨几时建,自此遣纷嚣”的建屋初念。经过数年的苦心筹措经营,精舍终于在淳熙十年(1183年)动工,当年就初见规模。按朱熹《武夷精舍杂咏诗》所记,其布局大致是这样的:在隐屏峰下,两麓相抱之中,有三间房屋,名为仁智堂。堂的左右,有两间卧室,左边是自己居住的,叫隐求室,右边是接待朋友的,叫止宿寮。左麓之外,有一处幽深的山坞,坞口累石为门,称石门坞。坞内别有一排房屋,作为学者的群居之所,名为观善斋。石门西边,又有一间房屋,以供道流居住,名为寒栖馆。观善斋前,还有两座亭子——晚对亭和铁笛亭。而在寒栖馆外,则绕着一圈篱笆,截断两麓之间之空隙,当中安着一扇柴门,挂上“武夷精舍”的横匾。精舍甫成。朱熹约集了建宁知府韩元吉和著名历史学家、建安(今福建建阳县)人袁枢等前来庆贺。韩元吉写了《武夷精舍记》。袁枢贺诗(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曰:

  本是山中人,归来山中友。

  岂同荷蓧老,永结躬耕耦。

  浮云忽出岫,肤寸弥九有。

  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

  诗人陆游也驰函祝贺,并寄贺诗四首(宋·陆游《剑南诗稿。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四首》),其中两首为:

  先生结屋缘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

  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

  山如嵩少三十六,水似邛郲九折途。

  我老正须闲处看,白云一半肯分无。

  精舍落成之后,朱熹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了《精舍杂咏十二首》,并撰写诗序,以记其盛况。此后,他即在此广收门徒,著书讲学,长达五年之久,栽培了大量学生。朱熹的理学思想就传播开来,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定、刘火仑、黄干、詹体仁、真德秀、李闳祖和叶味道等人,都曾就学于武夷精舍。之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中和九曲溪畔择地筑室,读书讲学,有的还以“继志传道”为己任。如刘火仑的“云庄山房”、蔡沈的“南山书堂”、蔡沆的“咏雪堂”、徐几的“静可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先后出现在武夷。所以,武夷山在南宋时期已成为祖国东南的一座名山,后人称之为“道南理窟”。

  朱熹逝世之后,武夷精舍备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历代都曾加以修建。南宋末,经扩建后改为紫阳书院,由官府拨给公田,以供养学者。此后,直到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才改为朱文公祠,奉祀朱熹的神主,并以黄干、蔡元定、刘火仑、真德秀配享祭祀。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按御史周鵷清、军御史及佥事肖乾元协力檄令县令王和重葺修,辟地百余丈,绕以围垣。前竖牌坊,匾上镌刻“武夷书院”。沿着牌坊稍进有楼五楹,名叫高明楼,正中大堂也有楼五楹,两庑各六间堂斋。全部构筑轩雅宏丽,并曾置田百亩作为祀事及修缮费之用,旁边又建屋数间,择朱子后裔一人世居管理。明万历年间,少司马陈省寓居武夷云窝时也曾修缮过武夷书院。这里有一段饶有兴味的佳话,说是当时书院倾颓,有士人题诗于壁云:“紫阳书院对清波,破壁残碑半女萝。颇爱隔邻亭榭胜,画栏朱拱是云窝。”影射紫阳书院远远不及陈省寓居之画栏朱拱的云窝。陈省见诗后,笑着说:“是其启我乎!”即解囊鸠匠将紫阳书院修缮一新[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

  明崇祯末年(1644年),陈黄门履贞又捐资修缮。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崇安县令韩士望又予以修饰。次年春,大风拔木,文公祠圯毁,仅存二门。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官方再度加以修建,由康熙皇帝赐 予御笔“学达性天”匾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捐俸重修。既立堂宇以祀朱子,复在堂后盖屋数椽,而以赵清献(北宋学者、崇安县第二任县令)、胡安国、刘子翚等附祀。建筑物至今已毁,仅留存两庑。原址现竖立有福建著名书法家沈觐寿撰并书的“武夷精舍遗址”六字及介绍文字的碑刻。

  

  11、平林渡

  武夷山九曲溪的五曲之畔,有一处朱熹曾经栖息寄居的胜处,那就是平林渡。

  平林渡,古时候是过往平林、隐屏、天游等地必经的渡口。地处幽雅,背倚晞真岩、金谷岩,与试剑石、小九曲毗邻。左还可以遥望卧龙潭、题诗岩。传说中败坏朱熹与胡丽娘爱情的乌龟精那时就在这儿摆渡。

  朱熹于淳熙十年(1183年)初在五曲隐屏峰下的平林创建武夷精舍。筹建时就是寄居在渡头“金谷洞”内的,至四月屋宇建成才迁出。(参见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九)“金谷洞”实际上只是一个深邃的峡谷,两旁壁立的岩峦就是晞真岩和金谷岩。这里环境清幽,朱熹时常在此流连,诵文吟诗,对这一胜处给予极高的评价,以致一直萦绕在怀,至老不忘。他的长诗《九曲棹歌》云: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平林渡左边是一座座玲珑峻峭的巉岩,停驻在碧水之中,有一条往复曲折的水道萦回在它们身旁,可以容一只小筏进出;在岩顶则可以踞高眺赏风光,确有一番别致的风韵。朱熹发现此处的风景仿佛是九曲溪的缩影。因此,请匠人在岩壁间刻写上亲书的“小九曲”,从此,“小九曲”成为一个较负盛名的景点。许多游人都以一游而为快,引得诗人们留下一页页的诗篇。“溪名小九曲,溪水碧如玉,载酒何人溪上游,长啸一声山水绿。”(明·陈谨《小九曲口占》,见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九)“小九曲”石刻,虽经历了800多年的风雨,字迹依然清新。

  平林渡头,巉岩斜倾出,仿佛是一栋屋宇,可以遮阳、避雨,确是人们流连赏景的好地方。因为曾是文士游人所必经之地,所以岩壁上留下了众多的题刻,这渡口虽然现在已经废除了,但人们倘若至此,仍可欣赏琳琅满壁的字刻。

  

  12、闽赣分水岭

  福建武夷山市(原崇安县)和江西省上饶县交界之处高山连绵,峻岭耸峙,雄伟险要,气逝非凡,而分水岭就屹立在闽赣接壤之处,令人肃然起敬。而更令人遐思怀念的则是,一代巨儒朱熹每次从长期寓居的崇安外出访贤问道,均攀越分水岭而出闽。分水岭上雄踞着一个险关——分水关。它是汉武帝平定闽越王馀善叛乱时所构筑的(今已圯毁)。它既饱尝了当年汉军南下平叛时的滚滚征尘,也目睹了朱熹经常登临关山的奕奕风采。的确,朱熹多次北上江浙、西出湖南及赴京公务都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经过此地,留下了许多借景抒怀的诗篇。比如: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朱熹偕门生范念德、林择之从湖南潭州出访挚友张栻归来,遥望分水岭高耸在云雾之 中,家乡崇安即将到达,不禁欣喜地吟唱(《朱文公文集》卷九):

  行尽江湘万叠山,家山犹在有无间。

  数朝渐喜登关岭,涧水分流响佩环。

  而最令人感到兴味的则是朱熹赴信州铅山县(今江西上饶县)鹅湖寺与著名学者陆九龄、陆九渊进行“鹅湖论辨”归来时驻足分水岭留吟的一首哲理诗了。这是一首题为《过分水岭有感》的五言绝句:

  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

  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

  这首阐述“求同存异”哲理小诗之所以令人感到隽永而咏诵不绝,因它涉及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的一场有名论争“鹅湖之辨”,也表达了朱熹对不同流派学术论点的豁达态度。

  “鹅湖之会”发生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这年,朱熹正奉祠家居崇安,并不时到建阳新居“寒泉精舍”讲学著述。这时,浙江学者吕祖谦来访,二人合编《近思录》完稿之后,遂由吕祖谦发起倡议,邀请朱熹前往崇安邻县——江西铅山的鹅湖寺与陆九渊和他的哥哥陆九龄进行学术辩论,意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争执。陆九渊少朱熹9岁,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时年37岁。他哥哥陆九龄,号子寿,两兄弟同创“心学”。朱熹接受了吕祖谦的参与论辨的邀请,便从建阳经崇安送吕祖谦返回浙江,并函请陆氏兄弟在鹅湖寺相会。二陆欣然应邀。会上两方展开了唇焦舌燥的争辩。辩论的内容,据《九渊年谱》载:“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命人泛观博览。朱认为陆之教人为简,陆认为朱之教人好支离。此颇不同。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九龄)止之。”先后辩论十日,到会者三、四十人。二陆盛气凌人,坚持己见,辩论中不能平心静气。争论的主题,据上述记载,主要就是:“教人”之法。陆九渊历来主张用“易知易从”的简易方法,发明本心,心立“根本”,甚至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为我注释”。因此,他在会上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则主张读书格物,“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陆九渊指责朱学繁琐支离。实质上是客观唯心主义(朱)和主观唯心主义(陆)的一场论争。鹅湖会上二陆先声夺人,雄辩滔滔,致使“朱熹不慊”,双方没有统一分歧,不欢而散,但朱熹在归途经过分水岭时却触情生情,意识到双方论点尽管有不同之处,但从大处着眼,还是有相同之处的,正如后来黄宗羲在编著的《宋元学案》中所说,双方“同值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朱熹豁然消除了辩论会的“不慊”情绪,即兴写就前面那首哲理诗。“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朱熹诗中的“合处同”,即黄宗羲所分析的双方的“三同”。之后,朱熹在知江西南康军时还敦请陆九渊于淳熙八年(1181年)到白鹿书院讲学,陆九渊接受了朱熹的诚意邀请,大讲其“义利之辩”。朱熹大加赞扬,认为陆九渊的讲学“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陆象山年谱》卷之二下)两人拱手言欢,共捐前嫌,传为一时佳话。而朱熹在分水岭咏唱的这首哲理诗又为这段佳话写了一个真实的注脚。  

  13、武夷冲佑观

  武夷山是著名的文化名山,是沟通福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走廊。而武夷冲佑观则是宋代理学家的驻足之处,朱熹、叶适、吕祖谦、魏了翁、张栻、彭龟年等人都曾主管或提举冲佑观,因而使这个著名的道教宫观在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武夷冲佑观是武夷山最古老的一座宫观,规制有如公署,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盛唐的天宝年间(742-756年)始创屋于洲渚间,称天宝殿。唐玄宗指派大臣登仕郎颜行之来武夷山,封这座名山为“名山大川”,并立有碑记。唐末(907年),闽王王审之大兴土木扩建,改名为武夷观。南唐保大二年(944年),皇帝李璟为他的弟弟李良佐入观修道而重修殿宇,名为会仙观。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增修殿宫,改称为冲佑观,并由宋真宗桓颁赐观额。冲佑观为宋代六大名观之一。据史料载,当时的建筑布局是南北中轴,中为三清殿,前有牌坊(坊额曰“渐入佳境”)、汉祀亭、弄卓台,后有宾云亭、玉皇阁和法堂,还建有东西两廊,廊外有道院、祠堂和仓房等。朱熹便宿在观妙堂。冲佑观按殿堂规制建造,至南宋时已扩建成为一组富丽的宫观建筑群。清董天工《武夷山志》有诗为证:浓荫万树藏深殿,翠扫诸峰半入楼。”整个建筑都被深藏在绿树重荫中,藏而不露,露则生辉,曾有“名山巨构”之誉。而且历代均有朝廷赐田,多达1万余亩。据《武夷山志》记,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汴京大旱,朝廷派来使者在冲佑观“龙井”祈雨获应,京师春风化雨,旱情解除,户部一次赐给钱币八十万,冲佑观的声名日播。

  按照宋代朝廷的官制,祠禄之官分为提举、提点、管勾(即主管)和监,共四级,用以安置一些闲官冗员和与朝廷政见不合之人。从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哲宗降旨大修宫殿至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宋亡止的184年间,有25人担任冲佑观的祠官。任职最频繁的为著名的诗人陆游,他任冲佑观的祠官计三任。任职最好的为官至两浙提典刑狱、金部郎中的浙江人王师,他鞠躬尽瘁死在冲佑观任上。任职最长的为浙江人官至江淮制置使、吏部侍郎的叶适,他在任辛苦尽职达13年。这25名祠官在宋朝都有好名声。他们为官刚毅正直,敢于弹劾佞臣致被挤奉祠,但当强敌入侵时都极力请缨抗战。朝廷政事一有转机时,这些担任祠官的“闲官冗员”又一个个被调往朝中担任兵部、礼部、吏部尚书或者其它的重要职务。这些人都是宋代大学者,在朝时主张修明政治,发展生产,积极抗金;在野时又不甘寂寞,著书立说。他们在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做了重大贡献,在学问探求和著述上为后人树立了丰碑。

  淳熙二年(1175年)起,朱熹受命主管冲佑观达四年之久。他写的《题冲佑观》诗,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绪。诗是这样写的:

  清晨叩高殿,缓步绕虚廊。

  齐心启真秘,香霭何飘扬。

  山门峦仙境,仰首云峰苍。

  踌躇野水际,顿觉尘虑忘。

  冲佑观的内院宾云亭左边有一方池,泉水清冽,朱熹常来此观赏,十分赞美方池。他有诗云:

  武夷之境多神仙,我亦驻此临风轩。

  方池清液随碧玉,重帘白日垂洞门。

  暗泉涌地紫波动,微风在藻金鱼翻。

  倚栏照影清见底,拄杖卓石寻无源。

  洗头玉女去不返,遗此丈人芙蓉盘。

  溪船明月泛九曲,出入紫翠听潺湲。

  便欲此去觅真隐,何必商山求绮园。

  宋室南迁后,统治阶级一味议和,中原大片土地丧失,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生活十分痛苦。朱熹主张实行改革,以限制“豪强猾民”兼并土地。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在《题冲佑观清虚堂》诗中写道:

  阴霭除已尽,山深夜还冷。

  独卧清虚堂,长眠思耿耿。

  朱熹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任期满后,还经常怀念这个名观。晚年,他在五曲构筑“武夷精舍”专心著述时,还不时约友来冲佑观聚会咏怀。有一次,他约同好友吴公济等人从武夷精舍来到冲佑观的岁寒轩,深情地吟道:

  蓬莱清浅今几年,武夷突兀还苍然。

  但欣丹籍有期运,不悟翠壁无夤缘。

  鼎中龙虎应浪语,纸上爻象非真传。

  明朝猿鸣三峡路,一叶径上沧浪船。

  

  14、贤书院

  兴贤书院,位于武夷山市五夫里三市街之籍溪坊(现兴贤村)。据当地民间传说,肇建年代约在南宋孝宗朝,因其座落地名为“籍溪坊”,而其旁尚建有“籍溪胜境”的牌坊,故可推断为纪念先贤胡宪(号籍溪先生)而构筑。另据传,朱熹当年曾在该书院讲学授徒。所谓“兴贤”,即寓有“兴贤育秀”、继往开来之意。后书院于元初毁于兵燹。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乡人连城珍等十四人首倡,经崇安县令张翥的支持,进行重建。

  书院重建规模宏大,全部建筑共分三进:前进为正堂,分下廊与上厅。下廊设两厢房,有“升高行远”横额一幅,为明星氏张东铭所书;上厅朱柱雕梁,木刻精细,厅正壁彩绘道家龙图一幅,群龙飞舞,栩栩如生;正上方悬以“继往开来”堂匾,仿朱熹笔体,苍劲有力,厅柱配楹联二,其一:“穆穆皇皇大圣人宗庙之门□□□□□;跄跄济济唯吾子能由是路出□□□□”;其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裁成礼乐参赞天人。”落款:“后学张东铭敬书”。第二进原为书庑,分左右两庑。第三进为文昌阁,二层木结构,上为文昌帝君神龛,兼祀胡、刘、朱诸贤,下为书院山长起居室和书斋等。书院门牌楼高耸,构筑精巧,门饰砖雕花鸟人物,上嵌石刻“兴贤书院”竖匾,围以龙凤呈祥浮雕,门楣横额为“洙泗心源”,左为“礼门”,右为“义路”横额砖刻。牌楼造型雄伟凝重,飞檐重叠,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南平地区行政公署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已于1988年修竣这所书院,并在书院内设陈列室,陈列五夫里历代名人如刘子翚、朱熹等先贤遗迹和墨迹等有关文物和图片等,使五夫里昔日的文化昌盛、理学繁荣之风貌得以重视。

  

  15、九曲棹歌

  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脉的主峰——黄岗山的西南,上游流经山深林密,雨量丰沛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下游流过星村,进入武夷山风景区,绕了九曲十八弯,到武夷宫前汇入崇阳溪,全长约60公里。而从星村至武夷宫这段则为名震遐迩的九曲溪,长不过10公里。武夷山风景区的绝大部分风景点就分布在九曲溪两岸。

  在历代文人骚客吟颂武夷诗中,首先全面概括描写武夷风貌的是朱熹的《九曲棹歌》。“棹”又作“櫂”,即船浆,棹歌就是舟子渔夫所唱的歌。朱熹这首用民间乐歌形式写的《九曲棹歌》,是对武夷山九曲溪的全景扫描,也就是描绘九曲溪的一幅长卷佳作。

  《九曲棹歌》写景写情,一扫宋诗中“爱讲道理,发议论”的缺陷。当今大学者钱钟书评论说:“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讲义语录’的比例还不大,肯容许些‘闲言语’,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例如朱熹。”(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07页)朱熹的《九曲棹歌》确是容许了相当的“闲言 语”,也就是说,用了许多抒情的诗歌语言。因此,它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传播海内外。

  朱熹的《九曲棹歌》开头是一首小引,交代作歌的原因。“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这实际上是序诗,以便引出对武夷奇绝处的吟唱。

  第二首“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一曲的溪北有高峰耸立,那便是入九曲所见的第一峰——大王峰,也叫天柱峰。大王峰的左侧有幔亭峰,在峭壁上刻有“幔亭”二字,而幔亭峰就是神话故事中武夷君宴请乡人的所在,也就是“幔亭招宴”的所在地。

  传说宴会的当天,虹桥架空,群仙驾临,祥云缭绕,仙乐悠扬,轻歌曼舞,飞觞劝饮。乡人顶礼膜拜之余,亦皆开怀畅饮。宴罢乡人归,风雨骤至,虹桥飞断,神迹杳然。这一神话传说,充满奇诡神秘色彩。民间传说自从虹桥飞断之后神仙就不再光临此地了。唐朝李商隐为此咏道:“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箫鼓几时回。武夷洞里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来。”朱熹所咏的“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也正是此意。一曲风景名胜颇多。曲畔的水光石上,有摩崖石刻群可供鉴赏。石刻杰作中除明明理学家李材的“修身为本”之外,还刻有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途经武夷时的题词:“大丈夫既南靖岛蛮,便当北平劲敌。黄冠布袍,再期游此”。

  第三首“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二曲溪口迎人而立的是峭拔挺秀、明艳照人的玉女峰。玉女峰突兀拔空,峰顶花木参簇,整座山峰像束髻簪花的少女,岩壁缝痕似衣裙皱褶,飘飘欲仙,峰下碧波绮丽的“浴香潭”,传说是玉女洗浴的地方。潭中一块方形巨石,刻“印石”二字。峰左侧有一岩叫妆镜台,刻有二丈多高的“镜台”二字。民间传说玉女隔溪与一曲之畔的大王(大王峰的象征)苦恋,朱熹的二曲之歌即咏此。玉女峰和周围的山水构成一幅仙境般的画图。宋朝的李纲有诗赞道:“风舞芳林鬓脚垂,朝云暮雨湿仙衣。不知当日缘何事,化石山头更不归。”与李纲同时代的道教名羽白玉蟾亦有咏玉女的诗歌:“插花临水一奇峰,玉骨冰肌处女容。烟映霞衣春带雨,云鬟雾鬓晓梳风。”作为道学先生,他们对男女相恋一般是避而不谈的,所以他们的诗也写得比较含蓄。提倡“天存理,灭人欲”的朱熹更担心人们由此而引起有关巫山神女的风流联想,因而调侃似地咏道:“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第四首“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这是咏三曲小藏峰的架壑船。小藏峰又名仙船岩,在峻峭的岩壁隙洞间,有船形的木制古遗物,传说那是仙人得道时化去后所遗下的木舟,舟中藏有遗骨,称作“遗蜕”。宋朝陈梦庚《仙船》诗咏道:“此船何事驾岩限,不逐桴槎八月来。莫是飞仙无所用,乘风有路到蓬莱。”而最早对虹桥板、架壑船作出合理推测的,还是朱熹,他认为是“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时,蛮物所居”的遗物,经考证这些虹桥板、架壑船确实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悬棺葬的遗迹。

  第五首“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落碧监毵。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两石岩”指四曲中的大藏峰和仙钓台。朱熹此处的诗意是:山花的花瓣还带着朝露,一片清绿,有如羽毛的散乱披离。这是以山花带露衬出山中黎明的时分。

  四曲大藏峰壁有金鸡洞,传说武夷金鸡为世人司晨,可是谁也没见过金鸡,有的只是月下空山和卧龙潭。朱熹的四曲棹歌中的“水满潭”之潭,即大藏峰下的卧龙潭。潭水深不可测,也是四曲的一处胜境。“月满空山水满潭”写出了黎明前鸡鸣星稀,西天的月光下衬出的一片空山静境。在卧龙潭岩壁上刻有“飞翠流霞”四字。

  第六首“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这是朱熹借写五曲胜景作自我描画、抒怀。五曲是九曲的中心,隐屏峰竣立溪北,峰峦挺拔,当年朱熹就在此建武夷精舍,聚徒讲学。朱熹的五曲之歌中的“山高”指精舍后的隐屏峰。由于山高云深,才烟雨无时暗锁平林渡口。“欸乃”是船夫出力摇船的应答声。“客”指朱熹自己。

  第七首“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客来倚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六曲流程最短。溪北有高直耸立的巨峰,峰壁由于流水侵蚀久而深陷,状如指痕,故称仙掌峰,又叫晒布岩,壁上刻有四个大字:“壁立万仞”。今日的晒布岩下是茶叶试验场,面溪背山,环境清幽,真个像朱熹所吟咏的那样,岩花自落,猿鸟不惊,清静极了。

  第八首“七曲移舟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七曲有獭控滩,就是“移舟上滩”的滩,它的后面正好是隐屏、仙掌两峰,所以说“回看”。“飞泉”指凌空飞洒而下的山泉。七曲的北面为三仰峰,又称三迭峰,海拔700多米,三峰相迭,面背东向,雄姿巍然。在小仰峰的半壁上有壁宵洞,刻有“武夷最高峰”五个大字。

  第九首“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潆洄。莫言此地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八曲滩高水急,溪畔浮出水面的有“牛角潭”的牛角,“青蛙石”的石蛙。鼓楼岩下,有一石如张牙舞爪的狮子,称为“上水狮”,有块椭圆如龟的岩石,称“下水龟”。溪南和鼓子峰相望的大小两块岩石,称为大廪石和小廪石,对大小廪石南宋名相李纲有诗赞道:“仙家何事也储粮?石廪团团曲水旁。应驾玉龙耕紫石,琼芝千亩个中藏。”

  第十首“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平川是地名,指九曲尽头星村一带。这一带一马平川,桑麻蔽野,又有良田美池,屋舍俨然,鸡犬之声相闻,全然是桃源景象,正如朱熹棹歌所咏:舍此而欲更觅桃源路,那除非人间之外别有天地了。

  朱熹的《九曲棹歌》的次序是乘坐上水船逆流而数的,而坐竹筏逆流而行,危险性较大,所以现在游九曲是从星村渡的平川开始,顺流而下,从九曲到一曲的。

  此外,奉和朱熹《九曲棹歌》而作《棹歌和韵》的诗人有方岳、刘信、王复礼、董天工等十几位诗人。作《棹歌十首》的有白玉蟾、余熹宾、邱云霄等数人;作《九曲杂咏十首》的有白玉蟾,作《武夷九曲歌》的有顾梦圭等。

  九曲棹歌的余韵随着朱子学的东播而迅速流传海外。被誉为“海东朱子”的朝鲜李朝哲学家李滉为之神萦梦绕。这位生活于相当明代嘉靖年间的朱子学海外权威,晚岁隐居于陶山退溪之畔,世称李退溪。他钦慕朱熹,对武夷九曲心驰神往,虽因路远而不能亲临圣地,但却珍藏着《武夷志》和《九曲图》,终日赏玩不已。1990年月10月,笔者有幸与韩国学者同席参加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得知李退溪当年神游武夷九曲的轶闻,韩国学者于会议结束归国后,惠赠一套《退溪学丛书》,书中就有李滉《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图>跋》一文。文中赞美这幅描绘武夷九曲之长卷“满目烟云,精妙曲尽,耳边恍若闻棹歌矣!”他还因之发出不能与朱熹同时代而侍读于门下的浩叹:“噫!吾与吾友独不得同其时买舟幔亭峰下,辍棹于石门坞,获跻仁智堂,日侍讲学之余,退而与诸门人咏歌周旋于观善斋之间。”石门坞、仁智堂、观善斋等都是武夷精舍的主要处所。李退溪崇敬朱熹、喜爱武夷之情跃然于文章的字里行间,令人赞叹!

  李退溪羡慕、向往武夷之余,还在那幅九曲长卷中题诗,“书棹歌于逐曲之上”。他应和朱熹的九曲棹歌,韵味隽永,诗意浓郁,浮想联翩,酣畅神游。其中吟唱第九曲的和诗独具风采。诗云:“九曲山开目旷然,人烟墟落府长川。劝君莫道斯游极,妙处犹须别一天。”对照朱熹之原诗:“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是棹歌传绝唱,海外有知音。

  

  四、朱熹同道遍及武夷

  朱熹定居武夷山五夫里之后,同时代的学友纷纷前来,共同切磋学问,砥砺理学,滔滔问辩,侃侃论道。朱熹居地之室,一时成为众贤毕至之处。朱熹虽然建寓所于五夫里,但经常携友来往武夷山风景荟萃之地。朱熹曾赋诗曰:“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朱文公文集》卷九)朱熹之友韩元吉太守也说过:“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则游焉。”(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在倾心交流的诸友中,有学术的论敌如永康学派的陈亮和象山学派的陆九渊;有理学上的同道,如邵武籍的学者何镐(叔京)和方士繇、廖德明、方淳叟、方柏休、刘彦集等;有同朱熹并称“东南三贤”的张栻、吕祖谦;有同他(晦翁)并称为“武夷三翁”的文学巨儒陆游(放翁)、辛弃疾(瓢翁)、有兼具宦、儒双重身份的名人,如建宁府太守韩元吉以及其他官员;他们为武夷山增添了许多逸事趣闻。

  

  l 东南三贤 海内知己

  “东南三贤”即张栻、吕祖谦和朱熹。

  张栻(1133-1180),南宋学者,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 (今四川广汉县)人。官至右文殿修撰。父亲张浚,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曾率军驻守川陕,痛击金兵,威名显赫,官至丞相。张栻自幼随父侨居外地,后迁湖南衡阳。少有壮志,而立之时,孝宗即位,他参佐乃父治理军事。朱熹后来为他撰写神道碑时这样地赞美他:“慨然以奋伐仇虏,克服神州为已任“(《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一年以后,他父亲张浚去世,当他沉浸在极度悲痛之时,35岁的朱熹从武夷山前往停柩之处的豫章(今南昌市)吊唁他的父亲亡灵。丧仪结束后,他连接三天与张栻长谈,随后经常同张栻书鸿往来,讨论心性和“已发未发”的问题。朱熹认为,张栻帮助他进一步理解了李侗学问中的一些疑难之处。他写道:“时得敬夫(即张栻)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指延平西林寺,即朱熹求教李侗时所寓之所)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幸甚幸甚,恨未得质之!”为了能够向张栻当面领教,并想解决纠缠了多年未解决的“已发未发”的问题,朱熹决定到张栻的任所——湖南潭州一行。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学生范伯崇(念德)、林择之(用中)的侍行下,从崇安启程,到达潭州后受到张栻的热情接待。朱熹曾写信告诉曹晋叔说:“此(九)月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张栻对朱的来访,也感到十分欣喜。他师事胡宏,而胡宏又是朱熹老师胡宪之兄。师承同出一系,相谈论辩,颇为相得。《宋史·道学传序》称:“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说明张栻学问上的成就曾得力于朱熹。另一方面,朱熹也很敬服张栻其人:“一则曰,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一则曰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两人相见之后,抵足夜谈。据侍行的学生范伯崇回忆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两位大师在相会期间尽情切磋,剖心唱酬,辑有《南岳唱酬集》传世。

  张栻独钟朱熹,对朱熹长期的栖息之地——武夷山也心驰神往,因为这座名山还是他的师长胡宏的祖籍所在,但因公事繁忙,所以一直未能前往。辞世前一年,即淳熙六年(1179年),他被诏为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才有机会来到武夷山。当时他已身患疾病,做为祠官,他原来可以在家乡奉祠食禄,不必莅职述事,但他思念老友朱熹,梦绕武夷名山,所以不畏关山阻隔,千里迢迢从岳麓山前来武夷山会友。朱熹这时正在江西知南康军,闻讯赶回武夷山,一来忙中偷闲,为建造义父、抗金名将刘子羽的神道碑而竭尽全力;二来会见阔别十二年的老学友张栻。二人终于在武夷山重聚了。朱熹把精心撰写的《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微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送给老友过目,请他赐教,并请他书写篆额(即为道碑写上篆文的碑名)。刘子羽神道碑文里多次到张栻的父亲张浚(即碑文的“枢密院事张忠献公”、“张公”),碑文对他褒奖有加,但对他在军事上的失误也略有贬意。因为刘子羽当时是枢密院事张浚的属官、大将,对张浚的失察略有诤言。朱熹个性耿直,绝不因张浚是故友张栻之父而为尊者讳。可贵的是,张栻读到朱熹秉笔直书的碑文中对亡父的一些贬语时,也示有慊意。两人在学术上共通,政治见解也相同。张栻一口气捧读了记载着刘子羽生平功勋的神道碑文,心中为这位一代名将的坎何生平发出慨叹,于是,他抱病书写了篆文碑额:“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此碑现存武夷山武夷宫?

  张栻英年早逝,朱熹为之失声痛哭,并怀着深厚的感情再为张栻撰了神道碑文《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极力推崇张栻的理学思想及他的为人之道。

  张栻的理学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解》、《孟子说》、《南宣答问》以及与友朋论学的书札中。他的理学思想核心,旨在论证封建伦常这一权威原则的天然合理性,而他的“明义利”之辨,则是试图从伦理道德方面要求人们维护这一封建权威原则。这个理学观点与朱熹是完全相同的。大家朱熹把“明义利”之辨视为“处世之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张栻更从明“道”、为“学”方面进一步强调明义利之辨的重要性。他说:“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南轩全集》卷十四《孟子讲义序》),认为这是明“道”的入门、为“学”的第一要义。明确地把明义利之辨作为研究学问的头等大事提出来。这是张栻对宋代理学思想的发挥,也是其理学思想的特点之一。

  吕祖谦(1137-1181)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州治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

  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首倡经世致用,对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争执采调和折衷态度。吕、朱两私交甚笃。朱熹家居任祠官之时,吕祖谦产多次偕朱熹讲学于武夷山和毗邻的建阳寒泉精舍。至今武夷山九曲极乐国附近的山岩仍留“东莱先先讲学处”的摩崖石刻。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吕祖谦翩然来访朱熹。两人在建阳的寒泉精舍讲学之余,还互相切磋砥砺诸子之学。他们研读了“四君子之全书”(四君子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之后,为他们学问之浩瀚精深所折服,准备撷取其精华编撰成书,作为教育后人之用。他们共同呕心呖血,精心地选录诠释,终于编成了儒学巨著《近思录》。朱熹在《书〈近思录〉后》里叙述了这一段两人合作著书的经历:“淳熙乙末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浙江)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益凡学者所以求诸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初见其梗概”。吕祖谦也写了《跋》:“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

  吕祖谦与朱熹在学术交往上有一件大事,值得在理学史上大书特书,那就是吕祖谦邀集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的关于哲学思想的大论辩——“鹅湖之会”。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吕祖谦与朱熹编成《近思录》,结束福建之行而归浙时,朱熹亲自送行。五月底,抵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县)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庆约来到鹅湖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的规模不算很小。虽然直接参加辩论会的是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列席旁听者不少,如浙江学者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陆九渊的门人朱亨道、邹斌等。鹅湖寺地处闽、浙、赣交界,闻风而至的学者亦有若干人。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显得相当紧张。朱熹事后回忆说:“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朱文公文集》卷八七《祭陆子寿文》)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人的内心潜在良知。陆氏兄弟则主张“先发明人本心”,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

  陆九龄赋诗说: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磋,须知至乐在于今。

  认为人有天赋道德之心,强调自古圣贤相传的不过就是这种本心。人应该牢牢地掌握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这是入圣成贤之根本,何必将精力耗费于诠释古人经典,探求什么精微之义上呢?当陆九龄此诗才念到一半,朱熹就听出了意思,他对吕祖谦耳语道:“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陆九渊集·语录》)认定陆九龄所持的乃是与其弟完全相同的观点。

  紧接着,陆九渊和陆九龄诗一首: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经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这是讥朱熹为“支离”,当然为朱熹所不能接受。 双方激烈地辩论了三天。会上,二陆似占了上风。结果会议于六月八日结束,双方不欢而散。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吕祖谦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对于朱、陆双方的观点,“甚有虚心相听之意”。但是吕祖谦内心还是倾向朱熹的“教人”之法,认为二陆的主张过于疏阔。这不仅可以从陆九渊埋怨吕祖谦“为元晦所尼”一语中得到证明,而且还可以从吕祖谦对朱熹与陆九渊的不同评价中看得很清楚。吕祖谦是这样评价朱熹和陆九渊的:“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吕东莱文集》卷五)“欠开阔”正是对陆九渊认识论流于空疏的一种婉转批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会后,吕祖谦利用自己对二陆的影响,积极协助朱熹做二陆的转化工作。他曾对朱熹提及此事:近已常为子静详言之,讲贯通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实,悠悠汩汩,无所底止,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这里说的”讲贯通绎”,与朱熹所主张的“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是同一个意思。吕祖谦以为这是治学教人的根本法则,不可以轻易予以否定。或许有人因此而“支离泛滥”,这也是他本人没有真正领悟“讲贯通绎”的精髓,而使用不当所致,不能由此归咎于“讲贯通绎”这一法则。他指出陆九渊的错误在于因人废理。谓:“大抵陆子静病在看人而不在看理。”身为南宋理学阵营中“心学派的旗帜,陆九渊和”理学“派的领袖朱熹思想观点存有分歧,这是显而易见的。朱熹为人颇为“峻厉”,陆九渊也非随和之人。两人因学术的分歧,而一度影响到了私人关系的融洽,时有攻讦。幸赖吕祖谦从中调和,才使双方关系得到缓和。在吕祖谦的努力下,首先是陆九龄放弃了鹅湖会上所坚持的观点。吕祖谦说:“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著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识中甚难得也。”

  至于陆九渊却始终没有为吕祖谦劝说所动。不过,陆九渊也没有因此而和吕祖谦产生龃龉。他从心底里对吕祖谦为沟通他与朱熹的学术分歧所做的一切还是赞同的。黄震说,吕祖谦死后,陆九渊在其祭文中,“亦自悔鹅湖之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宋元学案·东莱学案》附录)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关心早在北宋时就已扬名九州的白鹿洞书院。该书院座落在朱熹任所的庐山之麓,始建于唐朝,当时已经颓败残破。十月份,在吕祖谦的积极参与和协助下,朱熹复建地处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朱熹作《白鹿洞赋》、《白鹿洞牍》。朱熹、吕祖谦作《白鹿洞书院记》,记叙白鹿洞书院创建变迁的历史始末。

  淳熙七年(1180年),张栻病逝。对张栻之死,吕祖谦极为悲痛。当他听到张栻讣告时,“适方饭,惊愕气通,手足厥冷,几至委顿”(《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朱元晦》)在给朱熹的信中,连呼:“痛哉!痛哉!”。这时吕祖谦本人也已身染恶疾,一度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右肢风痺”,吃饭穿衣都要依赖家人的帮助。然而为了表达对张栻的悼念之情,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虚弱风痺之病体,在病榻上撰写了情真意切的张栻祭文。“虽病中语言无次序,然却无一字妆点做造也。”(《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朱元晦》)完全是内心真实情感之流露,并为自己平时没有将张栻文稿抄录留存而后悔不已。他吃咐朱熹说:“张五十丈遗文告趁郡中有笔力早写一本见示,极所渴见,不必待编定,亦不以示人。其方无恙时,谓相见之日长,都不曾抄录,今乃知其可贵重也。”(《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朱元晦》)

  淳熙八年(1181年)春,吕祖谦病中仍念念不忘调解朱熹与陆九渊两人之间的矛盾。他书信往来于两人之间,希望他们彼此消除分歧,求同存异。八月,吕祖谦病逝。也许吕祖谦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辞别人世,以致直到临死前几天,他还兴致勃勃地同生前友好谈及自己的学术计划:“近日来读书,视旧颇不卤莽,若得十数年余暇,无他病挠恼,于句读训诂间或粗有毫分之益也。”(《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周子允》)所以朱熹在其祭文中说:“始言沈痼之难除,犹幸死期之未即,中语简编之次第,欣此旨之可怀,惇讣东而谐至。”

  淳熙八年(1181年),也就是鹅湖之会后的第六年,陆九渊前往南康访问朱熹,并到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吕祖谦当时已卧床不起,听到这一消息很高兴。连忙写信给朱熹,询问此事,并又帮陆九渊说了一通好话,恳请朱熹主动与陆氏搞好关系,进行正常的学术切磋。此举也使陆九渊深受感动。陆九渊之兄陆九龄逝世后,陆九渊想到为其兄撰写墓志铭的最合适人选就是吕祖谦。他写信给吕祖谦说:“复斋(陆九龄)之葬,不可无纪,幽镌之重,岂敢他委,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书乞铭。”(《陆九渊文集》卷二六《祭吕伯恭文》?

  吕祖谦接信后,二话没说,立即握管挥毫,命人送去。吕祖谦死后,凶讯传来,陆九渊“心裂神碎,与二三子,恸哭萧寺。”(《陆九渊文集》卷二六《祭吕伯恭文》)又特地从江西赶到金华,为吕祖谦送葬。他对吕祖谦的评价是:“外朴如愚,中敏鲜俪,晦尝致侮,彰或招忌。纤芥不怀,惟以自治,……远识宏量,英才伟器,……约偏持平,……不见涯涘” (《陆九渊文集》卷二六《祭吕伯恭文》)这里虽多溢美之词,然而还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吕祖谦其人其学的特征。如果没有对吕祖谦其人其学的透彻了解,是不可能有如此传神之笔的。

  l 武夷三翁结深情

  在号称“道南理窟”的武夷山,曾经有过三星聚首的辉煌时期。这三颗璀璨的文魁星就南宋三位名昭千古的文人——著名诗人陆游、著名词人辛弃疾和著名理学家朱熹。

  他们是同时代人,被尊乐为“武夷三翁”,即陆放翁(陆游)、辛瓢翁(辛弃疾)、朱晦翁(朱熹),他们三人的私交甚笃。他们在力主抗金,拒斥和议的抱负上肝胆相照。

  他们三人都是被主和派的权贵所极力排斥的忠臣。遭受贬谪后,他们都在武夷山冲佑观任祠官。朱熹更是长期寓居山中著述。“冷板凳,热心肠”,他们抗金的初衷始终未改。

  陆游,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与朱熹初识于淳熙初年。当时,被闲置的朱熹屈任武夷山冲佑观主管,而陆游政治上也同样失意,由于平生抱负得不到施展,因而生活疏懒散漫,被言官谗为“燕饮颓放”,贬官至建州(州治今建瓯),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当时陆游年届半百,勘破世事,本已老气横秋,加上对“燕饮颓放”的罪名异常反感,他说:“这一个说法别致得很,索性就作为我的别号吧。”从此之后,他竟自称放翁,后人也称他陆放翁。到建州任职后,他慕名到相距不远的武夷山游览,与朱熹初识于山中。两人纵情谈论,结为莫逆之交。

  陆游在年届花甲时,被贬官在家赋闲。这时朱熹在武夷山兴修的“武夷精舍”竣工,前往贺喜的高朋云集山中。陆游得悉后,意欲亲来祝贺,但因路远体衰,只得遥寄贺诗四首,第一首写道:“先生结屋缘岩边,读书悬知屡绝编。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诗意十分明白,他指出,朱熹刻苦治学的目的在于济世救民,而不是遁世自乐。他说:朱熹读书臻于“韦编三绝”的境界,这绝不是悠然学仙的避世态度所能做到的。第二首写道:“蝉蜕者间果是无,世人妄想可怜渠,有方为子换凡骨,未读晦翁新著书。”诗中婉转地批评了世间追逐功名,趋炎附势之辈,他们妄想象“仙蜕”一样,换下凡骨,悠然进入“仙境”。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陆游奉劝此辈要认真“读晦翁新著书”。可见他对朱熹是何等的推崇。

  满怀报国热情的陆游虽然十分羡慕朱熹在武夷山的讲学生涯,但他仍劝勉朱熹读书不忘爱国:“身间剩觉溪山好,心静尤如日月长。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相忘。”挚友的赠言启示了朱夫子。数后,朱熹决然出山知漳州。在任内,他仰制豪富,体恤平民。此时陆游刚任武夷山冲佑观提举,闻讯朱熹出山,极为欣喜,但他心中也感到悲伤和矛盾:老友出山了自己却被贬入山,坐领祠官俸禄,报国无门,因此他发出了“世路涩于棘,祠官冷于冰”的慨叹。陆游前后任冲佑观两任提举,在武夷山留下了许多诗扁。

  庆元四年(1198年),朱熹因涉祸文字狱,被列为党禁的罪魁之一。对此陆游愤懑已极,他决意辞去祠官,回绍兴老家养老。他赋诗道:“今年高谢武夷君,饭豆羹藜亦所欣。”两年后朱熹殁于建阳,陆游在老家闻讯,老泪纵横,挥笔写下了祭文:“捐百世起九原之思,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忘,庶其歆飨!”

  与晦翁(朱熹)交善的另一位老翁就是号称“瓢翁”的著名词人辛弃疾。“瓢翁”之号源于他长期寓居江西铅山县的瓢泉。他原是山东历城(今济南)人。20多岁时就曾经率领义军,从被金朝占领的老家山东斩将夺关南归宋朝。但由于奸臣当道,他先后三次被贬到武夷山任冲佑观祠官。

  辛弃疾在武夷山任祠官时,与结庐山中的朱熹结成知己。他经常往返于江西铅山寓所与崇安之间,在山中常与朱熹议政论义,酬唱应对。冲佑观位于幔亭峰下,辛弃疾对此峰甚为眷恋,认为境界殊胜,不亚于老家山东的蓬莱仙境,因此题诗赞曰:“山上风吹笙鹤声,山前人望翠云屏。蓬莱枉觅瑶池路,不道人间有幔亭。”最令他难忘的是偕同朱熹共同舟游九曲。《宋史·辛弃疾传》载:“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可见二人感情甚笃。

  庆元四年(1198年),已经暮年的辛弃疾被贬,第二次主管冲佑观。这时,朱熹已经遭权臣之馋,被撤销了焕章阁待制兼皇帝侍讲的高职,回到武夷山。辛弃疾一方面为老友大鸣不平,另一方面又慰勉有加,吟诗赠之:“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他把赋闲在山中的朱熹喻为渭水垂钓的姜子牙,并且迫切希望当朝皇帝能够收回成命,像西伯侯姬昌(后为周文王)重用姜子牙一样,把朱熹从钓矶“载归”朝廷,委以重任。遗憾的是这个愿望终于落空。两年后朱熹念恨而终。辛弃疾闻讯后大恸,亲往吊唁。《宋史·辛弃疾传》载: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写了祭文之后,辛弃疾哀思犹然如缕。他接着又挥笔填词,调寄“感皇恩”,副标题为“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全词如下:

  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

  知道;万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

  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

  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

  这首词上半阙尽写阅读《庄子》《老子》之后的感想。庄子在《列御寇》中说道:“知道易,勿言难”,意即探究学问是容易的,但要达到“得意而忘言”(老子《外物篇》)的境界却很难。辛弃疾在词中对自己的“不自能忘”颇有自谦、自责和自嘲之意。下半阙则把朱熹比作汉代的大思相家扬雄(即扬子云)。扬雄的哲学著作是《太玄》(又称《太玄经》)和《法言》。《太玄经》是研究《易》的书,内容深奥,世人知之甚寡。辛弃疾把朱熹的新作比做扬雄的《太玄》,是他对朱熹的极力推崇。“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这一句更把犀利的笔锋刺向“庆元党祸”的始作甬者们:“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在辛弃疾笔下,朱熹俨然成为屹立在波涛滚滚中的中流砥柱,笑看制造冤狱的奸佞小丑们一个个为波涛所吞没。

  朱熹去世后,陆游和辛弃疾都积极参加了“开禧北伐”——即在开禧二年(1206年)北伐女真。在这一点上,两位老翁都极力拥护“庆元党祸”的制作者韩侘胄的北伐主张。韩侘胄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奸臣,知閤门事(宫廷大臣)。放翁与瓢翁在抗金思想的指导下,与晦翁的政敌合作,服从权臣的调遣,这似乎不应受到指责。尽管后来北伐失败,也不应在这三位老翁深交的友谊史上打上问号。

  开禧北伐初期,辛弃疾起师浙东,正巧79岁高龄的陆游因年老多病退居家乡山阴。诗人、词人天缘相会。此时朱熹虽已辞世数年,但他的大弟子、女婿黄干也于同时出知安庆府,担负起支援前线的重任。这段抗金史实,成为武夷三翁深交的尾声。

  

  l 失意祠官中的理学名家

  祠官,这是宋朝特设的一种官职。一些得罪于朝迁的逆臣,年迈体衰的老臣以及无职位可以安排的朝臣,都暂充各名山道观寺庙的祠官,食祠禄而养亲,因此奉祠之官都是闲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是遭受贬谪之臣,故陆游曾有“世路涩于棘,祠官冷于冰”之叹。祠官坐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数年,甚至死于任上,报国无门,牢骚满腹,而俸禄少得可怜。他们之中,有一部分是闻名朝野的理学家,官场失意,但在闲职上都能潜心钻研学问。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武夷冲佑观自南宋以来,接纳了二十四任祠官,其中著名的理学家几近一半,除了“东南三贤”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外,还有朱熹的老师刘子翚、与朱熹同时代的永嘉学派著名理学家叶适以及彭龟年、林大中、黄度、陈舜申,还有朱熹的弟子傅自得、黄干、刘光祖等。

  理学家、诗人刘子翚

  南宋初年,达官显贵偏安于临安,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正在这时,《汴京纪事》驱散了令人窒息的“乐而忘蜀”的风气。其作者就是著名的理学家、诗人刘子翚。他是少年朱熹在武夷山就读时的老师。组诗《汴京纪事》有力地抨击了误国的权奸和肆意侵略的女真族。

  帝城王气杂妖氛,胡虏何知屡易君。

  犹有太平遗老在,时时洒泪问南云。

  联翩漕舸入神州,梁主经营授宋休。

  一自胡人来饮马,春波惟见断水流。

  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消。

  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

  ………………

  这一组被当代史学家喻为“南宋流亡三部曲”的诗当即流传金兵占领区和偏安一隅的南宋版图上。

  刘子翚(1101-1147),字彦冲,其父刘韐罹难于靖康之变。当时。年轻的刘子翚还在真定府当一个小幕僚,得悉噩耗后痛不欲生。他含着满腔悲愤,扶父灵柩回到武夷山,安葬在五夫里的拱辰山,庐墓三年之后出任福建兴化军通判,屡有政绩,但因国恨家仇时常萦绕在怀,遂致忧愤成疾,自号病翁,身体异常羸弱,自知不能胜任宦事,遂请任祠官。绍兴元年(1131年),他主管武夷冲佑观,任期满后,他索性辞职回乡,在屏山下,潭溪旁专心做学问,号称屏山先生。他接受老友朱松的临终托孤,诚心教诲朱熹,又为他构筑了简易的屏山书院,努力教育朱熹早日成才。嘉庆《崇安县志》是这样措述这位学者的严谨学风的:“每相见讲学之外,并无他言。”严师出高徒,朱熹对严师刘子翚的严肃治学态度是敬畏的。后人评论说:“文公称其(指刘子翚)文辞之伟,足以惊一世;精微之学,静退之风,足以发蒙蔽。”(《宋元学案》)朱熹少年苦读至一举成名的三年期间,大部分是追随刘子翚来往五夫——武夷山之间读书讲学的,《崇安县志》记载他追随刘子翚,“朝夕于之侧”,“顿首受教”。

  刘子翚携徒往返五夫里——武夷山讲学,为了途中憩息的方便,还专门在途中的下梅里附近购屋一间,买田二百余亩,作为歇马停宿之处。从此,这里居民渐多,聚集成村后,就取名为歇马庄。所购之田租给人家耕种,把田租充当讲学和其他费用。实际上,刘子翚把这些田产看作他与朱家的共同财产。四年后刘子翚亡故时,朱熹才18岁,还未成年。刘子翚的侄子刘珙就把这些田产全部交给朱熹,作为朱熹赡养慈母之用。朱熹感恩不尽,当他成名之后,立即将这些田产归还刘家,但刘珙、刘玶两兄弟都不接受,后来只好把田产转赠南峰寺(亦称南丰寺)作为寺产。该寺现属武夷乡吴齐村黄竹源(古属下梅里),原建于五代(939年),庙址至今尚存。这一段师生友谊佳话一直在武夷山人民中传流。

  水心先生-叶适

  叶适(1150-1223),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的代表。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学者称水心先生。官至吏部侍郎。他是与朱熹一道被诬为“伪学”党徒而于庆元四年(1198年)贬官除籍的。在这之前,他就曾因得罪韩侘胄,从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的官职上降了两级,主管武夷冲佑观。在这里,他认识了学术上的论敌朱熹,但政治上的失意,已使他们无法辩论。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永嘉学派和金华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永康学派(以陈亮为代表)同为浙东学派。朱熹对永嘉派、永康学派和陆九渊的象山学派的评价,可供我们思索。他说:“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对于陆九渊,朱熹还有所肯定;对叶适、陈亮之学术观点,朱熹则全盘否定。叶适、陈亮对朱熹的斗争实质上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叶适没有同朱熹当面交锋,但他的同调者——永康学派的陈亮,却在与朱熹的论战中锋芒毕露。

  陈亮(1143-1194),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他与朱熹早有接触,并同在浙江永康方岩寿山石洞和龙窟等地一起讲过学,但两人在学术和政治观点上都有严重分歧,因此导致了长时期的论争。他们辩论的性质,是属于理学与功利之学的争论,它不同于朱熹与陆九渊之间只是在理学内部的分歧。淳熙九年(1182年)初春,当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司的身份巡视衢州、婺州(今金华)地区时,身为布衣的陈亮找上门去。围绕“王道”与“霸道”、“义”与“利”、“天理”与“人欲”等问题和朱熹进行了为时十天的面对面的辩论。淳熙十一年(1184年)陈亮受诬入狱。出狱后,朱熹即指责陈亮“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并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朱熹《寄陈同甫书》)。陈亮挺身作答,据理还击:“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陈亮《又甲辰秋书》),于是朱熹在武夷山为一方,陈亮在永康县为另一方,正式开始了一场以书信形式进行的、历时数年之久的“王霸”“义利”的大辩论。

  朱熹提出要把历史分为“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两截,认为“三代以上”是“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而“三代以下”是“人欲横流”的“霸道衰世”。“天理”为“义”,“人欲”为“利”,鼓吹要“存天理,灭人欲”。陈亮针锋相对,他认为王道与霸道、仁义与功利、天理与人欲是统一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从功利主义思想出发,陈亮深刻地批驳了朱熹所持的理论。其中对于“仁义”与“功利”的问题,陈亮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最初的君主,是由人民推举出来的,并不是以“仁义”取得天下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仁义”不“仁义”。像汉、唐之君那样能建功立业,使国家保持长期的统一和富强,“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陈亮《问答》上),其“义”就在“利”中。“义”“利”之争的实质是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陈亮断然拒绝朱熹叫他“以醇儒自律”的劝戒,明确表示要“学为成人”,要做像管仲、刘邦、李世民等那样“当得世界轻重有无”的人(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一》)。他认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转引自朱熹《寄陈同甫书》引)。陈亮这种功利思想,如此强调要重视现实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去做对当时社会有贡献的抗战派、改革派,从而完成抗金统一的大业。

  陈亮所创立的与正统理学相抗衡的永康学派,其势如“旗鼓满天东”(引自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朱熹惊呼道:“陈同父(亮字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朱熹的门徒更视陈亮为怪人:“每见亮来,则以为怪人,辄舍去不与共坐。”(陈亮《又丙午秋书》)有趣的是,与朱熹交善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却是陈亮的知音,两人早于淳熙五年(1178年)就结为政治上和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战友。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二人相会于与武夷山毗邻的江西铅山县鹅湖,等待朱熹前来共商抗金大计,后因朱熹有事未能赴约。朱熹与陈亮基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攻讦论战达数年之久,但他们的私交还是笃深的。陈亮51岁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被皇帝御笔擢点为第一名。朱熹闻讯大喜,立即驰函致贺。叶适对同调者陈亮更是推崇有加,陈亮去世后他为之撰写墓志铭。后来还应陈亮之子陈沈云请,为其遗著四十卷作《龙川文集序》。

  与朱熹、叶适同列入为伪学党魁的彭龟年也任过武夷山冲佑观的祠官。这位曾出使金国吊祭微宗的名宦兼名儒,屈居祠宦之后,曾在武夷山一带吟哦著文,为武夷山理学名山增添了潇洒的一笔。提举武夷山冲佑观的林大中也是一位学有硕果的理学家,著有《林大中文集》(三十卷),庆元伪学案兴起之时,他毅然上书直陈冤案制造者韩侘胄的罪行,为被诬为伪学案罪魁的彭龟年、吕祖谦明辨是非曲直,因而得罪了朝廷,被罢官后提举冲佑观。直到韩侘胄被诛后才复官任吏部尚书。另外一位祠官李祥也因仗义执言,为伪学案头号罪人的赵汝愚辨诬,而被罢官主管冲佑观,后以国子监祭酒致仕(退休),死后谥为肃简。

  褒崇理学的魏了翁

  魏了翁(1178-1237),南宋学者。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于宝庆元年(1225年)、绍定四(1231年)两度任武夷冲佑观祠官。前一任只有数月,第二任长达三年。他与朱熹的追随者真德秀(号西山先先)为挚友。在确立理学统治方面,魏了翁与真德秀相为羽翼,并称其功。黄百家说:“从来西山、鹤仙并称,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独举也。”(《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

  魏了翁一生致力于转移风气,矫正士习。他的救弊之方就是推崇理学。当朱熹所倡导的正宗理学被诬为伪学时,魏了翁为理学辩诬,指斥“伪学之禁”,与同科进士真德秀共同承接濂洛一派。“伪学之禁”刚废除之时,史弥远为相,对理学采取阳重阴抑的政策,理学实际仍处于压抑的状态。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上疏乞为理学的祖师爷周敦颐、程颐赐爵进谥。他在奏疏中说,“对学”的兴衰关系着世道的治乱,孟子后,“圣学”不传,因而治之日少,乱之日多。至周、程出,圣学中兴,人“始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因此应该褒赠周、程,“开阐正学”,以示学者趣向(《鹤山文集》卷五《奏乞为周濂溪赐谥》)。经过魏了翁一再奏请,加上一些朝臣的舆论支持,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迁谥周敦颐为元公,谥程颢为纯公,谥程颐为正公,正式褒扬了周、程开创理学的功绩。于是各州郡纷纷为周、程等理学家建立祠堂。魏了翁应各州郡之请,屡为周、程祠堂作记,表彰弘扬,张大理学旗帜。魏了翁与真德秀在推崇理学方面志同道合,并称其功,成为确立理学统治的重要人物。理学从开创到确立统治地位,经历约180年。此后在思想界统治了500余年,到清代为乾(隆)嘉(庆)汉学所代替,但其思想影响却经久不衰。

  黄干

  黄干是朱熹的女婿,也是他的四大弟子之一,他分别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嘉定九年(1210年)两任武夷冲佑观。头一次是开禧北伐失利之后被贬为闲官的,第二次也因得罪权贵而罚坐冷板凳的。

  黄干拜师于朱熹,时间大约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当时朱熹年届而立,自同安主簿任内赋归在武夷山麓的五夫里执教,闻名远道前来拜于门下的学生络绎不绝,包括最早前来求道的建阳人蔡元定在内,前后有数百人之多。黄干是其中的佼佼者。黄干字直卿,闽县(今福州市)人。《崇安县志》记载着他的为学之勤:“昼夜厉学,更不设榻,倦则微坐一椅,或直达署。”之后“晦庵(指朱熹)叹其坚苦,以女妻之。”黄干为弘扬朱子理学不遗余力,朱熹逝世后,他为先师撰述《行状》,赞美朱熹“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这种“万世宗师”的提法,与孔子被尊重为“万世师表”的提法是很相似的。可以说,孔孟而后,朱熹是一位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夫子”。

  关于朱熹、黄干翁婿感情融洽的轶闻,曾在武夷山下的五夫里民间广为流传。《坚瓠集》就曾记载着一个故事:朱晦庵访婿不遇,其女出葱汤麦饭留之,意谓简亵不安。晦庵题诗云:“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印证黄干为他撰写的行状:“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共。”真可谓“朱子固穷”了!

  

  l 朱熹门徒在武夷山

  自从朱熹屏山书院和武夷精舍授徒讲学以来,四方莘莘学子负箧前来求师攀友、矢志苦读者络绎不绝。康熙《崇安县志》说,朱熹“年方弱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蔡元定早在朱熹24岁时就来归依求教。刚到达紫阳楼朱熹寓所时,朱熹即“叩其学,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之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四方来学者,熹必使先从元定质正焉。“(《宋史·蔡元定传》)蔡元定遂成为朱熹在五夫授徒的好助手,后来还成为朱熹的著述典籍的有力合作者、传人和卫道者。他的裔传子孙是朱子理学的中坚,特别是儿子蔡沈,尤得朱子理学真传,学名远播。

  蔡氏祖孙数代在武夷山弘扬理学,留下了珍贵的文物。在人迹衡少的武夷山九曲溪一曲南滨的太极岩东麓、兜鍪峰之后,昔时有一座建筑物,名之“牧堂“。这里曾培育出许多文人学士,成为理学信徒的向往之所,其始建者乃蔡元定之父、自号牧堂老人的理学家蔡发。蔡元定学术上的卓绝成就很大一部分是家学渊源。蔡发学识宏富,在易象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无所不通“,中年有归隐之意,遂返回故乡,即迁居到几十里之外风景优美的武夷山,旋在九曲溪南一曲之阳买田置地,构筑屋宇,“杜门绝迹,专以读书教子之事”,颇有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风。

  就在这里,他的儿子蔡元定(1135-1198年)开始了启蒙学习和理学生涯。元定生而颖悟,八岁即能诗文,十岁“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又示以程氏《语录》、邵雍《经世》、张载《正蒙》等书,而语之曰:‘此孔孟之正脉也!’”这些传统的理学教育,为他将来研究圣贤之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蔡元定刻意读书,“及长,凡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辨析益精。”(康熙《崇安县志》卷七)绍兴二十年(1159年),蔡元定遵父遗命,拜朱熹为师,跟随他讲习凡40年。亡父蔡发留下的“牧堂”则为其藏修之所,闲暇之余,可时常往还。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朱熹邀集了何叔京、蔡元定等十余人在武夷聚会,并一同至六曲响声岩下,由朱熹题写,并各具名以纪念,题刻至今依然清晰。

  庆元二年(1196年),“伪学”祸起,理学遭禁,祸及元定,被判流放湖南道州舂陵。庆元四年(1198年),元定病逝。不久,他的三子蔡沈即在武夷与兄渊一道,将祖上遗留下的堂舍加以修缮扩建,名之为“南山书堂”,以为论道、著书之所,过着悠然自得的耕读生活。同时又延请名流聚徒讲学,并拨出一部分田产以供给补充师生生活所需,四方学士来者甚众。因与“武夷精舍”颇近,故可以随时往还,与学友相互切磋。

  蔡沈遵父遗命著论《洪范》。不久,朱熹逝世,又受命撰集《尚书》,倾十年之心血而后成,“阐发幽微,不愧父师之说”,“往往发明先儒之所未及”,时宋廷多有人推荐欲举用之,而蔡沈却“不居就也”,躬身“南山书堂”。探究义理之余,则徜徉于山水之间,他甚至在书堂不远处的水光石畔,留下了“千岩万壑”的摩崖石刻,遒劲而端庄的大字,至今依然十分清晰。

  蔡沈的次子蔡沆(1193-1259),又名杭,号久轩,幼承家教,不同凡响。官至参知政事。嘉熙三年(1239年),蔡沆移宪浙东时,顺道返回故宅,并泛舟九曲,在六曲响声岩上题刻“积雨新霁,山川呈秀,吟哦而归。”当他为了祀先儒,旌贤祖,在“南山书堂”故址上扩充舍宇构筑书院时,就特意将其命之为“咏归精舍”,内祀乃父九峰先生遗像,因之又被称为“九峰书院”。

  蔡沆多方延请名儒,广收士子,在九峰书院传播理学。为了保证师生生活的必需,再增田产至“二十五石二斗”,得以保证了“咏归精舍”之长盛,成为天下理学士子所向往之所,元代诗人郑纪曾在《谒九峰书院》(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七)中道:

  九曲何处是,一曲向溪浔。

  盘礴西山远,渊源云谷深。

  草堂分皓月,松径接清阳。

  千载双岩鹤,寥寥此日音。

  蔡沆的儿子蔡公亮继承先祖的家学渊源,在理学研究上也颇有成就。在武夷山也留下了他那富有理学韵味的摩崖石刻。在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年),他中进士后官封大理司直。同年他偕友到武夷山瞻仰祖辈早年在山中著述、讲学的故地,随后到山中名胜——一线天勒石留念。文曰: “宋五甲寅闰已未,后山翁泳、蔡公亮,瑶田詹复同游九曲,邂逅园田詹然于大隐屏下,相携观一字天之胜。(詹)然之弟(詹)照载酒来会,引觞命酹,诵紫阳夫子神斧之章,慨然有感,援笔赋诗题名而归。公亮书,然镌石。(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三)

  勒石之后,蔡公亮还与同伴吟唱抒怀,唱和之诗多勒于岩。蔡公亮诗云:

  石室阴幽却朗然,仰窥长罅见情玄。

  不知谁把如椽笔,画出光明一字天。

  武夷蔡氏家族祖孙五代在武夷山都留有理学遗迹。这在“道南理窟”是绝无仅有的,也足以证明蔡氏家族对弘扬理学的确有着卓绝的贡献。这个望族素有蔡氏九儒之雅称。清人全祖望说:”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学干城。“

  (《宋元学案》卷六十七《九峰学杂》)。遗迹中的摩崖石刻至今仍保存良好,字迹清晰可见,但“牧堂”(九峰书院)自明中叶之后日益颓败破落,遂被荒草淹没。蔡沈的十世孙蔡珙,又欲在原址上将其复兴。明正德八年(1513年)开始筹划,至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日大功告成,“其中为堂三间,以奉安先生(蔡沈)之像,傍为庑各数盈,左以延戾止之客,而右以子孙居守焉,其前为门,门之楣额曰‘九峰书院’,咏居之故,于是乎鼎新矣!”(雍正《崇安县志》卷七),并拨官田若干,以佐岁时祭祀之需,故先祖之学、圣贤之学得以再传。

  明代费宏《重建九峰书院记》中有云:“斯道在天下,必有托而后传,所谓尧传舜、舜传之禹。”(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七《重建九峰书院记》)确切地表达了蔡氏宗族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代代相传不绝。

  入清后,书院移建崇安县城内,原址废弃,至今尚有遗址可寻。

  蔡氏祖孙数代有功于弘扬理学,但命运却是极其坎坷的。庆元二年(1196年),蔡元定因伪学党禁,以布衣编管湖南道州(即发配道州管制)。临行时朱熹率弟子在建阳坝桥饮酒话别,送行人中多有痛哭流涕者,蔡元定却神色自若谈笑风生。朱熹叹曰:“友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之矣。”(《宋史·蔡元定传》)。蔡元定不幸在贬所道州去世,当他的儿子蔡沈扶柩归来时,朱熹亲往致祭,祭文中说:呜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不复可得而见矣。(《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又祭蔡季通文》)这里反映出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对学生的最高要求,而蔡元定是达到了。这种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屈服于压力,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这在理学传统中有其可取之处。当然这在大部分假道学中是办不到的。一些宋末、明末的理学家为“夷夏之防”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不能说不与这种传统有关。其中曾在武夷山中生活过的,最后又不惜舍身而殉道的理学家,有北宋末的刘韐、南宋末的抗元英雄谢枋得和明末的抗清英雄黄道周等。刘韐的事迹在前面已有介绍,而南宋末的谢枋得则是一位气节凛然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他是江西弋阳人,与文天祥同科进士,曾经拼死率军抗元,兵败后乔装流浪于建阳与武夷山之间,卖卦为生,坚不仕元。他笃信朱子理学,所选编的童蒙读物《千家诗》,第一首《春日偶成》就是程颢写的,第二首《春日》是朱熹写的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谢枋得经常到武夷山访问理学家熊禾,相与讲论理学。因感南宋覆亡,两人抱头痛哭。流浪、隐居十数年后,他被朝廷觉察,被列为荐士的榜首。元朝统治者强迫将其送往京城大都,终因不肯屈节,绝食拒医而死,保持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家风范。

  

  1、隐居读书的詹缁公

  在武夷山风景区山北的马头岩旁,有一台名为“涌翠台”,为宋代邑人理学名家詹缁公所筑“涌翠亭”之遗址。

  詹缁公,名胜甫,系朱熹门人,性情恬淡,不慕浮荣,日以研习义理,每每与朱熹、蔡元定、江必大等诸贤游。探讨伊洛之学,勤学苦读,隐居在距武夷精舍及其附近的山北,为读书则修筑“涌翠亭”。亭成,朱熹为其题额,并诗《题涌翠亭》:(清·光绪二十年《建峰詹氏宗谱》卷二)

  绝壑藤箩贮翠烟,水声幽烟乱峰前。

  行人但说青山好,肠断云间双髻仙。

  时蔡元定,蔡沈父子及江必大诸贤曾有诗和之。詹胜甫则藏书千卷,日吟咏其间,怡然自得。

  朱熹故世后,有一次,蔡沈重访此处,触景生情,题诗一首云:

  故居焉水东,十载去不返。

  故人庐峰北,一念长周旋。

  风波既渺藐,岁月空推迁。

  园池益所好,亭馆故依然。

  忆昔紫阳翁,乱碎春风前。

  登贤定有会,携笔题如椽。

  银钩与铁画,灿烂疑蜿蜒。

  至今雕梁上,日夕生云烟。

  触事多远思,抚景良独妍。

  秀色可览结,岚光渺无边。

  斯名与斯亭,千古垂不刊。

  (清·光绪二十年《建峰詹氏宗谱》卷二)

  詹胜甫对理学的发展虽未曾做出重大贡献,但却因其亭而垂于史。

  明正统十年,詹胜甫裔孙詹士器主持重修“涌翠亭”,并请参与修撰过《永乐大典》、《太祖皇帝实录》等书的邑人邱锡为记云:“吾远祖与士器之远祖,皆朱子之门人也,士器所存者‘涌翠亭’额暨诗,予之所存者惟芹该志而已,今今运值,重熙崇儒理学,诵文公之诗,诗文公之书,其可不思学其所学乎?其尚致知以穷其理,力行以履其事,穷则淑诸身以及其族,达则淑诸时以其人,庶乎不负故家乔木之称,而实尽乎高山景行之道也!”(清·光绪二十年《建峰詹氏宗谱》卷二)

  

  2、极力弘扬理学的徐几

  徐几是南宋末年著名理学家。清朝编纂《武夷山志》的宿儒董天工赞他:“尤精于易,自晦翁之后,理学之传,独臻其奥。”他与武夷山籍的另一位理学家詹琦结为知己。二人身处南宋末年,目睹宋廷国势日衰,而天下有识之士却无处抒志,报国无门,因而双双隐身不仕,居武夷山中读书究学,以研习理学为乐。詹琦精于诗文,集有《沧浪诗集》一书,颇为世人所重,他在《游仙草》一诗中很贴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诗云:

  形忘思入玄,道在岂求瀛;

  悟览神驱尽,逍遥云翩翩,

  枣花千岁结,桃核万年成,

  海水扬尘竭,衣拂石分平,

  祈年本无望,富遗徒自营,

  寄谢樊龙士,那知遗世情。

  虽为游仙诗,却对那些梦想修炼成仙的术士加以嘲弄,而且表达了作者对富贵、神异的鄙视及执着于究理求道、“道在岂求瀛”的坦然心怀。徐几对这位同道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他们每次在一起,都热心地探讨经义,后来由徐几据此撰成《易辑》、《易义》等书,对阐释和发扬理学思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詹琦为了更好地探研理学,在九曲平川盖了“静可书堂”,请徐几撰文为记。徐几慨然答允。他写道:“一日,(詹琦)语予曰:‘某爱程子云,性静可以为学,因名读书之室曰静可,惟吾子一言而发之,是为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古昔圣贤道学相传之要旨,请以主敬穷理为吾子勉,他时稳屏有人曰静可学者,顾不羡美欤!“

  此外,足迹踏遍武夷山的还有朱熹的高足欧阳光祖、刘火仑 、刘炳、詹体仁、陈孔硕、郑可学、李闳祖、叶味道、吴揖、真德秀等人。

  欧阳光祖是武夷山籍人士,他字庆嗣,从小即追随刘子翚、朱熹游学于五夫里。刘子翚赞美他说:“志同道合,未有若庆嗣者”(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六《理学》)。朱熹曾请他教诲儿子朱在。刘火仑与弟刘炳可以列入最早追随朱熹游学的学子范围之内。朱熹被诬为“伪学”党魁之际,兄弟俩没有离师远去,更联袂筑书室于武夷山,起名为云庄山房,刘火仑自号云庄居士,后官至工部尚书,积极上疏,请朝廷罢伪学之禁,并奏请颁行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于学宫,死后谥为文简公。詹体仁早年师事朱熹,与蔡元定极友善,他的理学贡献是培植了一代英才真德秀,使他成为继朱熹之后声望很高的学者。

  在追随朱熹门下的众多学子中,最有特色的要算光泽李氏家族了。李氏家族以李闳祖为首,偕弟李相祖、李壮祖,并携侄李方子、李文子共同赴武夷山师事朱熹。李闳祖理学著作甚丰,朱熹曾留他任精舍教授,共同授课。弟侄等人都成为理学界著名人士。叶味道在朱熹遭受“伪学”冤案袭击之时,仍然弘扬理学,虽被胡紘指谪为伪党之徒而罢黜官职,但毫不气馁,又从朱熹讲学于武夷山,起用后官至秘书著作佐郎,谥文修。

  

  五、武夷山扬名于元朝重视理学之时

  元承宋祚,理学到元朝受到了朝廷的重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学说开始成为官学。与此同时,在元人丞相脱脱主撰的《宋史》中,首开《道学传》,把程、朱和与程、朱观点相近的两宋人物,正式列入孔孟以后的儒学“道统”中。这两点,在理学上的影响,直至于明、清。元仁宗年间,武夷山获得最大的殊荣,因为它孕育的大理学家胡安国的《春秋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被朝廷诏颁为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民国《崇安县新志》对此评论说:“自此,本邑学术执全国之牛耳而笼罩百代矣!”

  元朝80余年,聚居于武夷山中的理学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熊禾和杜本两位大家。

  

  熊禾(1253-1312),字去非、位辛,初名鉌,号勿轩、退斋,学者称为勿轩先生,福建崇安县丰阳里(今武夷山市星村镇南部)人。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曾随朱熹的学生辅广学习。他自己说过,在漫游浙江时,因为受到了刘敬宣先生(辅广早期的弟子)的教育而得以悟出朱子理学的要旨。曾任宁武州司户参军,为官时多有政绩。宋亡后,为保持民族气节,绝意仕室,“遂束书入武夷山”,并筑了供隐居学习的“洪源书室”。(清·董天工《武夷山志》)

  

  “洪源书室”座落在武夷五曲之畔的晚对峰,左临朱熹曾题赞为“溪山第一”的城高岩、响声岩的和相传为皇太姥隐居之所的太姥岩。右傍凛然峭立的玉柱峰和更衣台,与平林渡口的朱熹“武夷精舍”相对,以寓仰止之思,与乡贤宋著名理学家刘珙所建的“仰高堂”为邻。

  

  熊禾隐居之初,以其崇高的气节和精深的学识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和文士,人们尊其为师长,同其研讨义理,为此,熊禾开始在书室中讲学,“四方来学者云集,粝食涧饮,日以孔孟之道相磨礲。”(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二十二)人称其“下笔成文,追踪韩柳”(许天锡《熊勿轩先生书院记》),因而盛誉天下。当时的学者名流,诸如胡庭芳、詹君履等人都曾特地来拜访,而求学者更多得难以计数。熊禾为此看手改建书堂,将“洪源书室”扩建为“洪源书院”。前设“传衷堂”,后为“道源堂”,右为“渊源师友祠”,以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左侧则是“熊氏忠孝节义祠”。胡庭芳虽为易学大家,造诣颇深,名重一方,但也经常前来洪源书院与熊禾论道,“挟道相访,退自叹不如,乃频年就之讲论,庭芳之学益以明。”(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二十二《熊禾传》)熊禾亦有多篇文字送胡庭芳,以阐发自己的理学精要。

  

  熊禾素来敬仰朱熹,他在《考亭书院记》中写道:“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对朱熹推崇备至,卜居于“洪源书院”期间,他还曾分别上《重修武夷书院疏》、《重建朱文公神道门疏》,以期弘扬朱子之学。他称朱熹为“百世之师……公之文,如日丽天;公之神,如水行也。”(《重建朱文公神道门疏》)

  

  熊禾卜居武夷达十二年之久,曾通览朱子诸书,选择其中精要者辑为一册为《文公要语》,为人们研习朱熹的思想、理论,提供了极有益的帮助,还撰写了《诗说》、《春秋议考》等著作,留下了《升真观记》、《谒隐屏书院》等许多诗文。后来他迁至距武夷不远的鳌峰主办书院,临别时还特留下一首诗与诸友人告别:

  斯文一缕千钧重,我辈三纲五典身。

  日迈月征各珍重,几多疏缺待弥伦。

  “洪源书院”历元至明中叶,因失修而渐趋倾圮,熊禾的十二世孙,当时名士熊之璋不忍先祖之业至此泯灭,为倡明朱子理学,继承家学渊源,遂耗尽所有的家财,将“洪源书院”整修一新,并改为“熊勿轩先生书院”,请当时享有盛誉的文学家许天锡作文记之,然后延请江西进贤的著名学者熊明遇先生(族亲)来武夷主持学院,使学院蔚然一新,欣欣向荣。

  

  “洪源书院”后来由于战乱和年久失修,而渐渐颓废。现在虽只有淹没在荆棘中的残壁断垣可供凭吊,但是它在阐发朱子学、弘扬传统文化的理学史和教育史上的影响则是深远而广泛的。

  

  比熊禾晚一代的杜本(1276-1350)是元朝寓居于武夷山的另一位理学大师。他是江西清江人,字伯源,学者称之为清碧先生。重要的理学著作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官至御史大夫,后因“微言忤执事之臣,事不极而去,乃挟册山中,偿夙所愿。”(杜本《怀友轩记》)很明显,这位理学家不谙官场深浅,终因得罪权贵而遁居武夷山。他在武夷山籍学友詹景仁的帮助下,于星村镇黄村附近构筑了“思学斋”、“怀友轩”,号为“聘君宅”,并亲撰《怀友轩记》,说明是为了怀念京师那些有厚交的海内名士而命名。他携妻儿读书其中,怡然自得。

  杜本在聘君宅治学,声名远播,元文宗在江南时,“闻其名,及即位,以币征之,不起。”(《元史》卷一百九十九)杜本沉溺于“释书无逸篇”,旦夕与詹景仁等人,“剖析疑义,天下名流以事过闽者皆造庐请益。”(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二十六)这座两楹为轩、户牖简朴的“聘公宅”,虽非巨构华堂,却因为主人高蹈的品行、渊博的学识,而为世人所瞩目。前往拜访的名流、学者络绎不绝。至元三年(1337年)秋,著名诗人萨都剌特来造府,并咏诗赠之。

  

  至正三年(1343年),右丞相脱脱向朝廷推荐这位隐居在武夷山的名人,皇帝遂遣使召他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并赐以金织文币,杜本勉强赴行,半途重又折回武夷隐居。

  杜本究学之余,偶尔为诗,即因此而赢得了文学家的声誉。他曾辑宋遗民诗为《谷音》二卷,鉴别极精当,在文学界有较大影响。当时崇安最具才华的两兄弟蓝仁、蓝智慕其名,俱往师之,一意为诗,并进而成为闽中著名诗人,开“闽十子之先”。杜本因此对闽中的诗歌风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杜本又工篆隶,为天下重。史书还称他“天文、地理、律历、度数,靡不通究。”(《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至正十年(1350年),杜本卒,归葬于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城关近郊的下洲,并立有:“元聘君翰林待制清碧先生杜公墓道碑”,可惜遗迹已难寻觅。

  

  六、明朝理学增添武夷岚色

  至明朝,理学中的“阳明学派”崛起于华夏。阳明学派的始创者王守仁(1474-1528年),字阳明,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年著名理学家兼教育家。他的学术观点与陆九渊相通,所以世称“陆王心学”。这位当时的理学巨子曾两度游学武夷山,为“道南理窟”添了不平凡的篇章。

  

  王阳明年青时即接受了朱熹的“格物说”和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遍读朱熹著作,多受启发。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弄权受廷杖,差点送掉性命,尔后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贬谪途中,为避刘瑾之害而逃遁武夷,流连数日,遍访名胜,并瞻仰朱熹所创办的紫阳书院。

  正德十五年(1520年),他被起用之后奉旨巡抚江西,再至武夷,高兴之余,赋诗抒情,诗中“山中又遇武夷君”之句,愉悦之情,溢出诗行。他还在武夷宫冲佑观向莘莘学子传授义理之学,颇有佳名。王阳明逝世后,武夷山邑人为其建祠长年祭祀。原先建祠于溪南一线天,因为岁久而倾圮。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他的弟子们在阳明先生早先教学过的武夷冲佑观附近的西禅岩之麓兴建“王文成公祠”,并置田五十石以供祀事,还在一曲水光石上摩刻为纪。纪文曰:

  阳明先生祠旧在一线天,岁久倾圮。建宁二守董君燧锐意修举,乃白于太守君南刘君佃,谋改新之,命崇安知县载瑞、主簿口祉经略其事。爰拓基于幔亭峰下改建焉。适庐陵贺君泾调官过武夷,乐赞成,获睹其盛,乃为首倡,有‘幔亭峰下桃千树,化雨年年依旧春’之句,遂刻于石。时春元杨嶷、黄嘉宾、指挥王子章、监生黄湖俱同游,因纪之,以志岁月云。嘉靖戊午春正月吉旦,吾南书。“(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之七)

  主持建立祠堂的建宁郡守刘佃特地写了题为《王文成公祠》(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五)的诗:

  洙泗源流道脉长,先贤继起振颓荒。

  钟奇东浙才猷壮,树绩西江德业芳。

  遗像堂堂临碧水,新祠奕奕向青阳。

  经营幸赖诸君力,舞拜先陈一瓣香。

  王文成公祠虽然已经倾圮无存,但有关建祠的摩崖石刻仍保存完好。人们从诗刻“遗像堂堂临碧水,新祠奕奕向青阳”的佳句中可以相象当年华构的全貌以及学子们争趋瞻仰的盛况。

  王阳明之外,与武夷山结缘的明朝著名理学家还有李材、黄道周、陈省、刘基等人。

  

  李材,号见罗先生,曾在武夷山的见罗书院讲学著述数年。他一生著述颇丰,有《道性善编》、《大学约言》、《知本同参》等。见罗书院也称武夷山房,是李材的学生为他构筑的讲学之所。清董天工《武夷山志》说它座落“在(九曲)后溪山坡上,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督学徐即登建,迎其师中丞李见罗材讲学于此,亦名星村精舍。”

  李材,字孟诚,江西丰城人。嘉靖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云南按察使、右佥都御史。万历间受劾,“有旨逮问,长系十余年”(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三十),谪戍漳州镇海卫,经常往返于建州武夷山。后来转寓建安(今建瓯县)。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离建安,返里转赴云南,重新被起用。按此推算,李材先后在武夷山见罗书院讲学达八九年之久。

  

  李材讲学于见罗书院,学子甚多。明人郭子章撰写的《见罗书院记》说明了这一点:“先生居镇海,往来兹山,益修明朱子之学,四方朋来,履满户外。”他讲学之余,还经常游览武夷山,曾在八曲的活水洞留下题写景名的摩崖石刻“涵翠岩”三字,石刻至今犹存。他在一曲水光石的摩崖石刻“修身为本”[书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充分表达了他的理学思想。他的学说即以修身知止为要,曾提出“古之欲明明德至修身为本,何谓也?盖详数事物各分先后,而本归于修身也。本在此,止在此矣。”(李材《大学约言·知本义》)该石刻至今保存完好。

  

  与武夷山结缘的明朝理学家中,表现人格最高尚,气节最凛烈的要算是抗清英雄黄道周了。南明时期,这位理学家从高卧茅庐的武夷茶洞书室出山抗金,后因兵败被俘,坚贞不屈,被绑赴刑场斩首。就义时骂声不绝面不改色。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年,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授翰林编修,以上疏刺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斥为民。至余杭,学者闻道周至,筑书院于大涤山请受业。旋复官,历少詹事。杨嗣昌夺情疏劾之,贬江西按察司照磨。以巡抚解学龙推荐,触帝怒,戌广西。旋召还,赐假寓武夷讲学经年”(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三十《侨寓》)。根据《明史》卷二百五十五《黄道周传》记载,他假寓武夷讲学的时间当在崇祯十五至十七年(1642-1644)之间。

  黄道周筑室讲学的所在地——茶洞,在武夷山风景区九曲溪的第五曲之北。相传洞中产茶曾甲于武夷,故名,为三面环山的谷地,面积约三千多平方米,仅西侧岩罅可通。洞内环境清幽。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曾游此。他写道:“四山环翠,中留隙地如掌者为茶洞。洞口由西入,口南即接笋峰”(明《徐霞客游记》)。这里的确是胜景荟萃之地。宋朝以来多有名人在此卜筑隐居。黄道周在武夷寓居讲学之时经常在茶洞接待学友畅谈国事和学事。正当他侃侃而论理学之要旨时,传来了甲申之变的铁蹄声。是年,清兵入关,江山易色,在国难深重之际,他毅然投笔出山,辗转到南京辅佐福王,为南明小朝廷服膺。临行前,他怀着对女真贵族的极度愤恨和对武夷名山的无限怀恋,写下了《甲申出山作》的四首诗,其中一首是:

  帘洞云深溯未从,轻舟波驶失从容。

  三生岭外无多径,石鼓崖前又数峰。

  鹤爪擘窠分水脉,鱼鳞着树上油松。

  日斜欲出裴村路,愧听幔亭子夜钟。

  在黎民遭受异族蹂躏的呼号声中,这位爱国的理学家再也不能高卧茶洞静听幔亭峰的夜半钟声了。黄道周以诗赋志,他急如流星地出山奔赴国难。诗中所说的“欲出裴村路”,就是指从武夷山北上南京途经裴村驿站(今武夷山市公馆村)的一条大驿道。抵达南京后,他任南明王朝的礼部尚书。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南京沦陷。同年六七月,黄道周等遗臣又拥立唐王聿键为帝,建都福州,改元隆武。他当了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并再次到武夷山,任务是招募兵员。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三十《侨寓》记载着他的这一次行止:“行边所至,召募抵崇安。”后率师出衢州,与清兵遇于婺源,战败被执,不屈被斩。黄道周成为武夷山理学家为着弘扬民族气节而献身的第三位先贤(另外二位为刘韐、谢枋得)。清道光五年(1825年),黄道周从祀孔庙,受到人们的尊奉。

  

  明朝还有一位理学家长期寓居武夷山,他就曾任兵部侍郎的陈省(字幼溪),他伫留这座名山的时间长达20年,仅次于朱熹,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题刻。

  陈省是福建长乐人,万历十一年因得罪权贵而退隐武夷,后终生不出。他在武夷山云窝构筑幼溪草庐,作为著述讲学和生活起居之所。纪溪草庐集中了宾云堂、楼云阁、巢云阁、巢云楼、研易台、生云台、啸云洞、聚乐洞、栖真阁、迟云亭、寒绿亭、红叶亭、碧漪亭、停云亭、竹坞、问樵台、青莲石沼等一系列建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省研究易经的处所——研易台。它构建于云窝一处广可坐百人的石洞内。洞内云蒸霞蔚,风景幽清。他在叙述洞中研易之乐趣中这样写道:“洞夹两石之间,茂树蓊翳,微风从洞中出,气凛冽,六月无暑。背有巨石如屏,石傍有罅,累登而上,接以木梯。石顶架小阁,深丈五尺,广狭如石。后设门,前为槛,余置几读易其中,因名曰:‘研易台’云”。(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一)据记载,他在这里研究易以达13的之久,偶有所得则敷衍成文,撰《幼溪集》四卷、《武夷集》四卷、《得闲子》四卷,并刊于世,对发扬和传播朱子理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明朝著名理学家刘基,曾是武夷山的一位匆匆过客。他在军务倥偬中策马经过闽赣交界的分水关进入武夷山。在分水岭,他满怀豪情地写下题为《分水岭》的诗:

  峻岭如弓驿路赊,清溪一带抱上斜。

  高秋八月崇安道,时见棠树三两花。

  麋,麋鹿在面临绝望的情况下,毅然跳崖,诱迫老虎与它一道坠涧而同归于尽。目睹这一惊心动魄场面之后,刘件温理学思想中的抑强扶弱观点上升为文字:麋虽死而与虎俱亡,使不跃于崖则不能致虎之俱亡也。”他接着大加赞颂麋鹿的大智大勇,极力嘲讽老虎之愚蠢跋扈:“虽虎之冥,亦麋之计得哉!”(《郁离子·麋鹿》)意即:老虎吞噬不到麋鹿反而葬身万丈深涧,这虽然是老虎的愚蠢无知,主要还是由于麋鹿的大智大勇所致。刘伯温写这篇寓言的立场是明显的:在和恶人斗争的时候,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和他们同归于尽!

  武夷山的匆匆过客刘伯温为这座名山仅仅留下两首诗和以它的风物为素材的寓言故事吗?民间的答案为“否!”传说他在武夷山也留下了预示500年后世事大端的《烧饼歌》,歌谣荒诞诡谲,数代传抄不辍,但也有许多应验的条目。山民因为这位“半仙”曾来过武夷山而加倍相信《烧饼歌》中奇幻的预言,由此也就益发增加了武夷山的神秘感。

  

  七、清代大力褒扬武夷理学家

  清康熙皇帝玄烨是位英明贤德的君王,也是我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曾大力褒扬武夷理学家,为理学名山武夷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应学臣沈涵之请,为一大批武夷著名理学家御书赐额。首先,他为第一位进山开辟理学基地的杨时赐额,文曰:“程氏正宗”。又给理学先辈胡安国的祠堂御书题写“霜松雪柏”,为李侗题额“静中气象”。康熙皇帝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加厚爱。这一年南巡江南,又为朱子祠御书“大儒世泽”的匾额,又亲撰并书楹联曰:“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在此之前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他还御书“学达性天”赐匾紫阳书院。在他的推崇下,书院重新修建,内外焕然一新,俨然成江南一大书院。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他又褒扬朱熹的第一弟子蔡元定,御书赐额为“紫阳羽翼”,赐额给蔡元定之子蔡沈,额文为御书“学阐图畴”。同时还赐额给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御书“力明正学”。

  康熙还重用福建安溪籍的大理学家李光地,并委托他主编《朱子大全》。李光地,清初理学家,字晋卿,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进士。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治程朱理学,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书,宣扬理学。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冬,李光地来到武夷山谒仰朱子等先贤遗迹,在他的倡导下,紫阳书院再度进行大规模的修建。这次重修由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捐俸出资,既立堂宇以祀朱子,复在堂后盖屋数椽,而以赵抃(北宋名臣、学者,曾任崇安县令,被尊为清献公)、胡安国、刘子翚等附祀。  

  八、武夷理学的甘霖洒遍海内外

  武夷理学源远流长,而武夷理学以朱子理学为中心。朱子学从14世纪开始,相继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对这些国家的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影响。朝鲜李氏王朝极力推崇朱子学说,对批判佛学起了积极作用,于是李氏对朱熹推崇备至,甚至把朱熹的《小学》书籍作为殉葬品。被尊奉为“海东朱子”的朝鲜学者李滉(字退溪),把朱熹看作古今天下之宗师,自谓“步趋六经,以紫阳为依附”,把自己看作朱熹学说的师承人。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就以朱子学作为精神支柱,成为官学。在现代日本社会里,朱子学仍被捧为金科玉律,把它运用到经济建设和管理中去,所以称日本为“东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18世纪以来,欧美学者也对朱熹思想进行研究。近年来,他们对朱熹学术的研究有了可喜的进展。1983年2月在美国的夏威夷召开了朱熹学术思想的国际讨论会。亚洲各国学术界对朱子学研究更臻于经常化,韩国专门成立了退溪学研究院,1976-1990年召开了十数次的退溪学国际研究会。当讨论到李退溪的学术思想源流时,都要追溯到朱熹。更有学者尝试着把东方的理学思想和西方某些哲学观点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朱子学的精髓日益融化到世界思想史的体系中。目前,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的学者研究朱熹思想,以期达到为当前的政治、经济服务的目的。日本、美国、加拿大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的朱子学专家还先后前来武夷山考察理学胜迹。

  1990年10月,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暨国际朱子学学术研究会在武夷山市召开。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法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朱子学专家一百余人欢聚一堂,瞻仰朱子胜迹,研讨朱子学深奥之理。大会特邀请台湾的国民党资深人士陈立夫先生莅会。陈立夫专函赐复,谓因系现职公务员,未克前来。他托台湾的同宗陈大络教授携带贺联赠给大会,贺联为陈大络所撰,文曰:“八闽理学和风起、两岸文章甘雨来”“以八闽理学作砥柱,为九洲文化奠磐石”。

  为迎接盛会的召开,武夷山建立了朱熹纪念馆。这个馆暂设在冲佑观的旧址上,座落在威武的大王峰和神奇的幔亭峰下,面临溪流碧透的九曲溪,四旁古树荫蓊,修竹苍翠。馆外高悬“朱熹纪念馆”五个金色大字的匾额,为方毅所题。馆联为行书:“接伊洛之渊源,开海宾之邹鲁”。进入馆内,迎面就是两株朱熹当年手植的丹桂,人们称之为“宋桂”,虬枝盘折,新叶繁茂,象征着朱子学的研究日益昌盛兴旺;扑鼻的三秋桂香,沉醉了当年参加纪念盛典的中外佳宾。大殿前有一幅“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表达了朱熹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和儒家所倡导的人生处世的风范。进入展览厅,首先是一尊朱子坐像。他执卷拈须,若有所思,似在探究理学,也似在反躬自省。坐像两侧是著名金石家潘主兰撰并书的对联,文曰:“反躬践实,穷理致知,传二程之分流;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配十哲以垂馨”。厅内外楹联颂扬了朱子学的历史功绩和朱熹的高尚人品,赵朴初撰并书的联文曰:“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三字不远复,心地功行九曲溪”。展厅用照片、图画、实物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朱熹不平凡的一生,其中重点介绍了他在少年时代来到武夷山五夫里从师苦读一直到构建武夷精舍、奠定理学道统这一段坎坷不平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历程。展出的朱熹书法作品也吸引了众多的瞻仰观光者。朱熹是南宋著名书法家,字体端庄清俊,笔画遒劲挺拔,有很高的欣赏价值。馆内还展出了国际朱子学界近年来进行频繁的交流互访的盛况,如韩国朱氏宗亲会每年清明节来祭扫朱熹墓;韩国退溪研究院经常向展馆赠送书籍资料,以及海峡两岸朱子学研究者于1991年来到武夷山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等。

  号称“道南理窟”的武夷山因长时期容纳了众多的理学家而扬名于九州。继承和借鉴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包括朱子学的精华部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为此,武夷山市成立了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它的成立,必将推动对朱子学这一门世界性学说的研究,也必将使武夷山这一朱子理学的发祥地更加繁荣昌盛。

  朱子热的兴起,反映了政治上的安定必然导致学术上的繁荣。当然,对朱子学持批判甚至否定的观点也是正常的。正如著名哲学家蔡尚思为《闽学研究丛书》撰写的总序中所说的“被批评的对象,从朱熹本人到闽学研究丛书的编述者都应包括在内。”

  谨以著名易学研究专家、已故福建师大教授黄寿祺先生的《谒朱子墓有感》这首诗作为结束语。

  谒墓黄坑大林谷,低头膜拜岂无因。

  时贤莫笑传朱学,朱学能传有几人!

 

武夷山茶文化
 

        1.1武夷山茶文化考察

  武夷岩茶在我国茶叶发展史上,谱写了十分重要和光辉的一页。武夷茶在南北朝时(公元479年),就以“晚甘侯”(茶名)著称于世,唐代成为士大夫上层贵族馈赠佳品,宋元两代入贡朝廷,盛极一时。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就于九曲溪畔设置御茶园。明代罢造龙团,改蒸青团茶为炒青散茶,随后又改制三红七绿的乌龙茶,即现在所称之岩茶。因而,武夷岩茶始于明朝,盛于清代,十七世纪远销西欧,蜚声四海。

  武夷山有茶可能在唐朝时期或者更早,但武夷茶是继北苑茶而发展起来的。元朝大德六年1302年,在武夷四曲处设置了“御茶园”,专制龙团贡茶。直到明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罢造龙团改制散茶。明朝的武夷茶已代替了北苑茶,改变了加工工艺,成为品质优异的散茶,誉满天下。所以,元朝以后的福建贡茶以武夷茶为最多,约占全国贡额的四分之一。五口通商后,武夷茶大量出口,促进了武夷茶的快速发展。武夷山位于福建与江西相邻的边界,产茶历史悠久,自蔡襄以后,山中所产的茶叶除寺僧供献游客外,主要作为贡品。元末明初罢贡之后仍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约在十六七世纪,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贵族阶层,已把饮用武夷茶作为集会宴客的一种高尚礼节,事后逐渐推广到各阶层的人们中去。茶叶成为欧美各国普遍的饮料之一,从而使我国茶叶外销不断增长。18世纪中期,就有学者把武夷茶定名为武夷变种,从此,武夷茶誉满全球,自那以后,西欧人还把茶称为“武夷”,并成为习俗。

  1.2 武夷山茶与宗教

  武夷山佛教禅宗僧侣,对茶甚为讲究。寺中置有专门的“茶堂”或“茶寮”,即住持行礼之处,也叫方丈。方丈是供寺僧讨论佛法义礼,招待施主,接待文人品饮香茗的地方。在寺庙演说佛法、皈戒的佛殿和法堂中,都设有钟、鼓,常常钟鼓长鸣。庙中一般有左钟右鼓,如果增设“茶鼓”,应在西北角,一种用木头雕成鱼状,体内凿空,击敲有声的木鼓,是召集僧人饮“普茶”之用。诗人林逋诗云:“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茶鼓是佛教崇尚茶叶的一种信据。

  武夷禅寺仪规:殿主晨起必须在佛祖前“奠茶”即敬供茶汤,僧侣每日早起盥洗之后,先饮茶再礼佛,然后坐香习禅。习禅分为六个阶段,每一阶段一支香毕开静,僧人要饮茶以提神益思,寺庙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古代早已成为寺院的定规。明代诗僧陆容诗云:“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荤满袈裟”。诗人把僧侣爱饮茶描写得淋漓尽致。寺院仪规中还有“茶汤”一项。每当新任住持晋山升座时,有特定的点茶,点汤礼节。有的寺庙在佛的圣诞日盛典,专人以汤沐浴佛身叫“洗佛茶”,供香客取饮,祈求消灾延年。较大的寺院的茶汤开筵,俗称茶会,也有谓之“茶宴”。这种茶汤会的举办,到后来范围更广泛,既有寺庙用以招待施主与香客,也有檀越信众用来与众僧结缘。正是这种情况,寺院在茶汤会中举行茶礼、汤礼,以及每逢佛祖忌日献茶汤时,都要呜“钟茶鼓”集众,以示佛法的庄严。寺庙多设在峻岭之顶,沿山路设有茶亭供饮茶歇息。寺庙众僧中有“种茶僧”、“制茶僧”,专司茶众管理和制茶,庙内设有“茶头,专门负责烧汤烹茶,门前配有“施茶僧”,为施主、香客、游人惠施茶水等。

  由于茶被佛教界视为“神物”,饮茶之风传遍大小寺庙,种茶、制茶成为僧侣一业。武夷山茶自问世以来,从药用、禅饮、品茗:茶宴、斗茶推向社会。佛教对促进茶业的发展,茶叶的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自古以来茶与佛的因缘深长,就有“茶禅一味”与“茶佛一味”的说法。

  1.3 武夷山茶特色

  武夷岩茶是武夷山一带生产的乌龙茶类的总称。武夷岩茶系半发酵茶,集红茶、绿茶功效于一身。色泽油润,内质香郁,味醇香甘,汤色清橙红,茶汤金黄,叶底绿叶红边,叶瓣边缘红艳,呈绿叶红镶边状,饮用武夷岩茶,齿颊留香,回味甘鲜。岩茶的药作用,除了具备红绿茶的作用以外,它所含的糖类及各种矿物质较多,耐冲泡,能促进人体健康。突出表现在会分解脂肪,减肥健美等方面,有提神消食、生津止渴、减肥健美、防癌抗病之功效,又有“减肥茶”、“健美茶”之美称。

  武夷岩茶原产地域保护申报委员会提出武夷岩茶的原产地域保护范围,即武夷山市现行政区域范围内,分区为:武夷岩茶名岩产区和丹岩产区。武夷岩茶是有赖于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只要是产自“三十六峰”、“九曲溪”之区域内的武夷岩茶,才有岩韵。具有岩韵(岩骨花香)品质特征的乌龙茶,才有资格称为武夷山岩茶。武夷岩茶最有特色的是味甘泽而气馥郁的岩韵,因岩茶品种及种植的气候、土质、树龄、鲜叶老嫩、加工技术、武夷耕作法、施肥不同而有不同的喉韵特征。武夷岩茶按等级分为四大类,由好到差为:正岩茶、半岩茶、洲茶、外山茶。其中最好的是正岩茶,最差的为外山茶,正岩茶处于景区6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由于武夷山是自然与文化遗产,茶园不能使用农药、化肥,且在景区内要退茶还林,面积也越来越少,所以武夷茶的最珍品—-正岩茶越来越少了,这种茶是完全自然的,对人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成品茶最好的是大红袍

  条形为条索形,色乌黑,焙透火功,香气高、厚,且令人舒服,具有焦火香,汤色橙黄到橙红,很耐泡,九泡有余香,回甘明显,岩韵显著。

  精制的大红袍条索壮美,冲泡后的武夷岩茶中的大红袍呈绿叶红镶边。入口水仙,佳味清纯。“岩骨花香”之品质特征。正宗的武夷岩茶可连续冲泡六至二十道,色、香、味俱不变,耐泡是武夷岩茶的一大特色。武夷岩茶的泡饮别具一格,"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噱咽,再试其香,徐徐咀嚼而体贴之"。开汤后第二泡香才显露,茶汤的香气自口入,从咽喉经鼻孔呼出,连续三饮,所谓"三口气",即可鉴别岩茶上品香气。更上者"七泡有余香"。

  品质第二的为小红袍:香气高,汤色橙黄,也很耐泡,可泡七道以上,味道醇厚,回甘较显,岩韵较明显。

  品质第三为肉桂:条索较紧,条形、色泽乌润,中等火功,香气辛锐持久,香气显但不够厚,汤色橙黄,回甘尚显。

  茶联

  是我国楹联宝库中的一枝夺目鲜花。它字数多少不限,但要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它是诗词形式的演变。在我国凡是有“以茶联谊”的场所,诸如茶楼、茶馆、茶室、茶叶店、茶座及茶人的起居室内,都可见悬挂有以茶事为内容的茶联。目前武夷山许多从事茶事活动的场所,也有不少茶联,古代的、现代的,以赞美武夷茶的居多。

  古代茶联:

  陆羽普经卢仝解渴,

  武夷品俊顾渚香浓。

  龙井泉多奇味,

  武夷茶发异香。

  九曲夷山采雀舌,

  一溪活水煮龙团。

  滋味美如花上露,

  清凉净似石中泉。

  茶亦醉人何必酒,

  书能香我不须花。

  茶科所、御茶园、水帘洞的茶联:

  碧水煮红袍细品神奇岩韵,

  丹山采肉桂饱领仙境风情。

---(茶科所)

  岩茶以得天独厚所制之工非草创,

  泉水唯在山者清前后接踵若薪传。

---(御茶园)

  客至莫嫌茶当酒,

  山居偏偶竹为邻。

---(水帘洞茶室)

  斗茶

  范仲淹的《斗茶歌》是咏武夷茶的第一名篇

 

武夷山民风民俗

  
  武夷山喊山仪式

  喊山与开山

  喊山与开山原是武夷山御茶园内举行的一种仪式,每年于惊蛰日由知县主持祭祀活动,在规定的程序中,茶农齐声高喊“茶发芽,茶发芽”,以祈求神灵保佑武夷岩茶丰收、甘醇,是为“喊山”。“开山”一般定于立夏前三日之内,茶农们赶早在制茶祖师杨太白塑像前静默行祭。早餐后由专人带至休茶地,分散采茶,待太阳升起、露水初收之后,带山人向采茶工们分民烟卷,表示可相互对话,开山仪式才正式结束。喊山与开山是武夷山茶农特有的习俗。

  茶区三角戏

  采茶戏有两个发源地:一是赣南九龙山茶区。二是赣东铅山县武夷山茶区。(而武夷山茶区实际上是包括武夷山南坡的崇安、光泽、建阳、建瓯等古代著名产茶地)。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是武夷茶北销的重要集散地,采茶歌舞十分活跃,所以说武夷山茶区孕育着采茶戏的雏形。

  枫坡拔烛桥

  武夷山枫坡村的“拔烛桥”是一个很独特的民间习俗。这个习俗和禁赌有关。相传清咸丰八年(1858年),京官邱美金的“大大”(爹爹)见家乡赌博成风,土地荒芜,心中十分焦急。于是,他心生一计,从京城传话称:由于赌博的瘴气遮住了家乡,麒麟看不见家乡的田,保不住丰收与平安,村民务必在正月里赶制百盏花灯、百个可插蜡烛的木架,在十四至十六日三天绕村游行,然后把花灯堆放燃烧,将赌具投入火中焚毁,清除瘴气,以求麒麟保佑。乡民们遵此办法焚烧了赌具,安心生产,来年果然风调雨顺、人畜兴旺。此后,这种习俗流传下来,逐渐演变成“拔烛桥”活动。

  逢年过节古风存

  蜡烛会和柴头会正月初一,称春节,是民间一年中最受重视的节日,千家万户,男女老幼,欢聚一堂。黎明早起放爆竹“开门”,挑选吉利方向出行,互道恭喜祝贺新年。小孩给长辈拜年,长辈要赏给“压岁钱

  婚丧之俗重礼仪

  武夷山的旧婚嫁礼俗,一般有下列程序:说媒、相亲、换贴(交换生辰八字)送聘、过门、回门。其中“换帖”很微妙,互换庚贴后,庚贴要放置祖先香位前七天,点燃香烛,不让停熄。如果烛尽香残或杯盘破损,出生年月又有些抵触,这起婚事就要告吹。若成,男家凭媒以聘书、礼物送上女家,叫做“插记”。

  民间传统大盛会 蜡烛会和柴头会是武夷山的二大民间集会。

  闰月饭和喝茶俗

  “闰月饭”也叫“六亲饭”,那便是每逢闰年闰月,父母、兄弟必须把女儿、姐妹请回家中相聚就餐。父母在世时,由父母把嫁出门的女儿请回家中,父母不在世的,则由兄弟把嫁出的姐妹请回来吃一顿“闰月饭”。

 

  闽越族与闽越文化
  

  
        一、古代闽越族

  远古时代,居住福建的原始人类属于海洋蒙古利亚人种。根据三明万寿岩灵峰洞发现的距今18万年的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和漳州、清流、三明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化石、人工石铺地面等,证明福建早在18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创造出远古文明。当时的原始人类,大多选择靠近江河两岸的台地和滨海的丘陵上居住。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5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已经广泛分布在闽江、汀江、九龙江、晋江流域和边海岛屿地区。这些原始人类在距今3000年以前(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已经创造出灿烂的独具特色的原始文化——闽文化。它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时代的文化比较,既有一些相同点,又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从福建原始人类的经济生活内容看,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渔猎、采集与农业经济结合,形成多形态的经济结构,可以为原始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促进人体成长发育;二是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根据考古的发现,福建原始人类除从事农业、渔猎外,还从事手工业劳动,主要有陶瓷业、纺织业和造船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巩固了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不利于交换经济的发展;三是锄耕农业获得高度发展,却始终没有向犁耕农业过渡,而且畜牧业也不发达,社会前进步伐较慢。到了周朝,形成七个大部落,史称“七闽”。

  与“七闽”关系较密切的是浙江的于越族。在越王允常时代,于越族有人进入福建定居。如铸剑能手欧冶子,曾受越王派遣,带领助手在闽北(今松溪县)湛卢山建炉,铸造质量优良的宝剑。福州市的冶山和欧冶池,相传也是欧冶子铸剑地。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为楚所灭,不愿臣服于楚的于越贵族和平民向福建迁移。于越首领无诸统一“七闽”,自称闽越王。原先比较落后的七闽迅速发展成为百越诸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七闽和于越族融合而形成闽越族;七闽的分布,除今福建、台湾外,还包括浙江南部(古代温、台、处三州)、赣东地区以及广东的潮梅地区。

  闽越族的风俗习惯和汉族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一,聚居在沿海、沿江地方,习惯于水上生活,善于驾舟在江河、海水中捕捞水产。喜欢居住干栏式房屋,人们称之为“巢居”。其二,“断发文身”,在身上刺上龙、蛇一类图案花纹,这是远古人类“图腾崇拜”的反映。其三,实行悬棺葬,将棺柩安置在悬崖绝壁的洞穴中。其四,凿齿,即拔掉左右门牙或者侧齿,以为成年或婚姻标志。其五,胶着语,即一字多音,与汉语一字一音的孤立语有显著区别。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将全国划分为36郡,随后派兵南下平百越。大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平南越后,秦兵打到福建,削去无诸等王号,置闽中郡,从此福建正式纳入中央版图。秦二世时期爆发农民起义,无诸和摇率领闽越军参加反秦队伍,接受鄱阳令吴芮的领导。后又佐刘邦攻楚,表现得非常勇敢。刘邦登帝位后,先后封无诸、摇、织为王,有13人封侯。闽越人民参加反秦斗争,加速了闽越社会的汉化和封建化进程。

  汉廷对闽越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起,先后把闽中地分封给闽越王无诸、东瓯王摇、南海王织。

  无诸复国后,加快汉化进程。分别在福州和武夷山建起完全表现汉代风格的宫殿官署。铁器使用已很普遍,器形和中原汉代铁器遗物相似。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生产,产品种类增多,制造十分精美,如荃葛等,成为驰名且专供诸王侯享用的精品。已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活动,货币普遍使用。清代,在建瓯、崇安开山时,掘到23窖汉代铜钱;后在邵武、福州及闽北各地也发现汉钱。可见汉代闽越社会经济已初步繁荣。

  闽越国社会以宗族为纽带,族权是王权的支柱。王位是继承的,并获得汉王朝的认可。王以下有将军、侯、户将和队将等封建职官。在无诸时代,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于是国势日渐强盛,成为东南地区最强的一支。到郢和余善时代,则经常“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在今福州、邵武、建阳、武夷山、浦城建筑城邑,与汉廷相抗衡。

  汉文帝初年,属于闽越族一支的南海王反汉,汉淮南王刘长派楼船将军讨伐,南海“以其军降”,举国被迁于江西上淦(《汉书·严助传》)。南海之地遂归闽越王所有。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以吴王濞为首的七王国叛乱,不久失败。吴王逃到东瓯,汉廷收买东瓯王将其诱杀。吴太子驹逃入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郢和余善自恃强盛,终于公开叛汉。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武帝派中大夫严助征调会稽郡(治在苏州)的水师救东瓯。汉兵未至,闽越王郢即自动撤兵。东瓯王因怕闽越军再次骚扰,便主动向汉廷请求,举国4万多人迁移于庐江郡,东瓯地盘也为闽越占有。建元六年(前135年)八月,闽越王郢举兵于冶南(今漳州地区),进犯南越边邑。南越王上书汉廷告急。汉武帝即命大行王恢出豫章(今南昌)、大农韩安国出会稽(今苏州)征讨闽越。闽越王即派兵扼险抗汉。郢弟余善遂与宗族合谋杀郢,请求免战。武帝即命王恢、韩安国退兵,封未参与谋乱的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后因余善在王国内威望高,“国民多属”,繇王无法节制。武帝不愿再次兴兵,就封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并处”(《史记·东越列传》)。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武帝兴兵灭南越。不久,余善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秋起兵反汉,自立为武帝。汉武帝发四路大军入闽。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横海将军韩说的水军首先进占东冶,被余善“劫守”到闽北前线的繇王居股和建成侯敖,合谋杀死余善,降于汉军。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终为后世患”为由,下令将闽越民众全部迁往江淮间安置。

  二、闽越文化的有关猜想

  《史记 东越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皆废为郡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设闽中郡的事,《史记 秦本纪》中没有涉及,有人遍查史志,找不到有关郡守、县治的文字。《汉书严助传》说:“自秦时弃弗属”。汉时有人说秦的领地“北不过太原,南不过闽越”,因此认定秦朝未设闽中郡。有人认为是虚设,或是准备设而实际上未设。

  王国维先生研究认定,秦始皇于二十五年(公元前222)设立了闽中郡(见《观堂集林》),另有人以为是秦始皇于二十六年。依《晋书地理志》的意思是“已并天下”之后,大概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八年左右。

  《汉书 严助传》曾涉及秦平闽越之事:“秦之时击越,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可见闽中郡的设立是短暂的,行使的权力也是有限的。闽中郡的废除,当是秦朝灭亡前的事。它的实际存在,也许只有几年而已。《汉书高帝纪》曾记载刘邦封闽越王时称“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又“王闽中故地。”可见闽中郡的建立应属实事。

  闽中郡的地域有多大呢?有的以为包括浙、赣与闽北接壤的部分及闽北;有的以为包括福建的全部以及浙南、广东的潮、汕地区。由于设郡时间短,大概其中有许多地方是秦兵未曾涉足的。

  郡治设在那儿呢?学者们一般倾向于就设在后为闽越国都的冶城,由于没有记载、没有任何材料,有人就把它认定为福州。其实隋唐之际,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就已说明:“闽中郡即今之建安是也”。可见是在闽北立郡。因此,郡治也应是设在闽北。武夷山城村古城遗址中,大量文物带有浓郁的秦末、汉初风格。联系武夷山“秦始皇二年,武夷君……大会乡人于幔亭”、“魏王子骞等十三仙俱为秦时人”,以及避秦人等种种传说来看,武夷山的历史文化与秦代的关系十分密切。据《史记》,在汉以前就已有“古者,祀武夷君”,汉以前只有秦王朝统一过闽地,祀者或许与秦皇有关。那么秦始皇是否就是在武夷山下的城村,设立了闽地的最初的行政机构?

  闽越王之谜

  秦始皇一统天下,完成了霸业。但秦王朝却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崩溃了。由于闽越君王摇、无诸曾率闽越将士与众诸侯一道反秦,又再协助刘邦打败了项羽,刘邦于是在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冶”(《汉书》)。十年后,汉惠帝又加封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俗称东瓯王。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闽越王合并东瓯地。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闽越王郢率兵击南越,汉武帝发兵击闽,郢的弟弟余善,审时度势,以为与汉廷对抗实为下策,遂与王族合谋除郢王以谢天子,希望汉廷对抗实为下策,遂与王族合谋除郢王以谢天子,希望汉廷罢兵,以保闽越社稷的完全。汉武帝果然化干戈为玉帛,后立无诸孙丑为王,并改称为越繇王。但余善的威望远过于丑,有号召力,倍受拥戴,越繇王也奈何不得,汉武帝又索性下诏封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并处,但实际上越繇王由此而成为东越王余善的附庸。闽越励精图治,国势日盛,却渐成了汉武帝的心腹之患。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汉军平定南越之后,陈兵闽越,汉“楼船将军请诛之”,余善由此“发兵拒汉”,与汉军激战。由于王族内乱,繇王与人合谋诱杀余善,举国投降,闽越国除。这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的事,自复国至灭国共九十三年、历五王。

  汉高祖是“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的,可见这之前他也曾为王,还有那些人也曾称王呢?

  越王无疆于公元前334年败于楚威王,后裔走南山(武夷),“七世至闽君摇”。在这期间,秦始皇立闽中郡,“皆废为郡长”。汉高祖在诏中称无诸为“故粤(越)王”,可见闽越称王确实由来已久。历七世至摇,其中称王者有几世、是那些人呢?史书中没有记载。到底有多少人曾号称闽越王,还是个未解之谜。

  《史记》中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以姒为姓。又记无诸、摇“皆勾践之后,姓驺氏”,古时姓、氏有别,驺氏是姒姓中的一支么?据肖胄先生考证:“驺氏源于西周的邾国”,邾以曹为姓。以种族论,姒属狄人,而曹属夷人,真可谓“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二者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呢?

  八闽祖坛

  闽越复国之后,国势渐盛,在号称百越的江南,异军突起,有过辽阔的疆域,有过兵丁北上九江焚毁汉军楼船之举,也有过数十年与汉廷相安的局面。

  闽越人融狄、夷或濮、闽、越于一体,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有自己的发展史、有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即使今天的福建人,也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形象、语言、风俗……而被视为闽越传人。

  楚怡先生曾发表文章,称誉城村古粤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明珠,它的开发和利用,对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福建最早的一座王城,它是八闽二千年前历史文化的缩影;它不也是福建最古老的象征、不也是八闽人民最具共性的祖庙么!

  如果说这座古城是为八闽祖庙,在古城中,却确有一座瓯越宗坛!

  1988年,考古队在东门外北侧发掘山土了一个建筑面积为2600平方米的祭坛遗址。它以一个南北长约70米、南宽32米、北宽22米的台基为主体,高出台外地面3~7米,并有明显的二层宽达数米的大台地。台成三阶,正合“土基三尺、阶三等曰坛”之说。《越绝书》中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这座祭坛却远超出这个规格,面积几乎扩大了四倍,可见其规模之大,想必与闽越国势渐盛有关。这座祭坛没有祭坑,与七闽地从未发现祭祀坑之史实相吻合。

  八闽的祭坛,是无须以杀牲、杀人为代价的;相比于那种血腥的祭祀,八闽的祀坛,似乎要纯结许多。

  据考证,这座祭坛的兴衰与闽越的兴衰同步,一代又一代的闽越君王们,在这座瓯越宗坛上举行过多少次祭祀大典呢?神灵又给予他们多少次启迪、多少次庇佑呢?他们或许不止一次地在这座神圣的祭坛上祈求神灵庇佑闽越安康、富庶、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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